洛阳博物馆：完整呈现十三朝古都的兴衰更替

文博时空 作者 宋燕 洛阳可以说是中华历史的“活化石”，它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年建城史和1500多年建都史，作为十三朝古都，夏、商、周、汉魏、隋唐等多个王朝在此定鼎，丝绸之路、隋唐大运河、万里茶道亦在此交汇，素有“一部洛阳史，半部中国魂”的美誉。考古领域，洛阳更是宝藏之地，沿洛河绵延几十公里的范围内，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一字排开，形成“五都荟洛”的奇观，其中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最早中国”的雏形，偃师商城则是夏商王朝交替的关键考古证据，宋代起洛阳就屡现古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坡、金村东周大墓等重大考古发现更是令人瞩目。近年来还有正平坊、东周手工业作坊等遗址的重要发掘，不断填补着华夏文明的历史空白。

洛阳博物馆最鲜明的核心特点，是馆藏文物几乎均为洛阳本地出土，文物序列的连续性与地域代表性在国内首屈一指，无需跨地域拼凑，便能完整呈现十三朝古都的兴衰更替。其中，唐代三彩更是馆藏最具代表性的核心优势，地位尤为突出——洛阳作为唐三彩的最早发现地和主要出土区域，洛阳博物馆的唐三彩藏品不仅数量丰富、品类齐全，更以工艺精湛、品相完好闻名，远超国内多数博物馆，与商周青铜、汉魏石刻、清代宫廷文物并称四大核心藏品。

1. 西周 叔牝方彝

这件青铜器1947年出土于洛阳小李村，它高32.6厘米、口阔23.5厘米、宽19厘米，分为器盖和器身两部分。器盖为四面起坡的屋顶，器身为长方形、鼓腹，整个器物装饰有云雷纹、兽面纹、凤鸟纹及扉棱等，器身带明显的弧度。这种腹部带有弧度的方彝颇为罕见，洛阳历史上曾出土过3件，除了叔牝方彝外，其它两件都流失到了海外。

叔牝方彝的名字与盖、身内壁相同的12字铭文有关，铭文为：“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大意是说，贵族叔牝从母亲王姒那里得到了一些赏赐的钱，为了表示对母亲的感谢，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青铜器以示纪念。学者分析，“王姒”应指周文王之妃太姒，叔牝应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和周公之弟成叔武。

2. 商 母鼓方罍

1963年出土于洛阳北窑西周墓，是极具代表性的商代青铜酒具，专家推测应是西周贵族参加灭商战争时获得的战利品。器型高大凝重，结构复杂，纹样繁缛，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肩部浮雕兽首，腹部饰有龙纹组成的垂叶纹。盖内铸有铭文“母鼓（上鼓下女）两字，据考证应当是当时鼓（上鼓下女）国女子嫁给母氏男子的媵器（古代用于陪嫁的青铜礼器）。

3.战国 错金银铜鼎

1979年出土于洛阳西工区小屯村一战国时期地下窖藏。由盖、器合成扁圆球形，三蹄足，盖正中有一铺首衔环钮，钮两侧有一对对称的鎏金蟾蜍。双附耳，盖顶、口沿、短流及附耳上皆为错金银三角云纹，盖中及鼎腹部饰以银为瓣、以金为芯的四瓣花。

鼎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享，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之一。而这种错金银的饮食器具，只有在王室贵族家中才有。错金银工艺包含镶嵌与磨错两道核心工序：先于器表预制凹槽，嵌入金银片、丝，再以厝石磨错抛光，使金银纹饰与器面齐平；最后经木炭加水精细打磨，令表面莹润光洁。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相映相托，将其图案与铭文衬托得格外华美。

4.东汉 鎏金铜羽人

鎏金铜羽人通体鎏金，长脸、深目、高鼻，眉骨、颧骨隆起，修眉阔嘴，大耳出颠，发髻拖于脑后，尾端上翘。肩背生双翼，全身刻有线条纤细的羽纹、卷草纹和云气纹。跽坐，身穿无领交襟窄袖长衣，腰束带，两手捧一方形和圆形连体的管座。铜羽人出土于洛阳一座封土高达7米的东汉冢中，从中清理出的铜缕玉衣残片来看，墓主人身份地位极高。此件铜羽人可能是某件器物的底座。

5.东汉 彩绘陶百花灯

1972年出土于洛阳涧西区东汉墓，保存完好。整体分为灯盏、灯柱、灯座三部分，通高85厘米，灯柱高49、直径6厘米。最上部为灯盏，呈朱雀造型。中间部分为灯柱，灯柱插接12支曲枝灯盏，分三层，每层4支，枝端承托灯盏，曲枝接近灯柱部位分别端坐一羽人，羽人穿红色短裤。曲枝的另一端为一圆盘灯盏，灯盏口沿外侧有一圆孔,孔内插火焰形花饰,花饰高7厘米。灯柱下端有一圆盘，盘沿上插有4支龙形饰，龙尾分别端坐一羽人。最下部为象征山峦的喇叭形灯座，座身自下而上分为4层，塑有猫、羊、狗、虎、鹿、猴等30多只动物形象。在第二层和第三层动物之间,还有四个互相对称的弧形洞。灯座亦在白地上施朱，朱上再墨绘云纹。

百花灯上共有十二个羽人，其中位于曲枝上的造型相同，均是双耳过颠、发髻拖于脑后、背生双翼、双手前伸、呈半蹲状，另四个也仅在姿势上略有不同，作蹲坐扶膝状。这些羽人虽制作粗疏，基本看不清五官，但仍表现出汉代羽人的基本特征，与鎏金铜羽人长得基本一样。

这件百花灯是汉代长生不老、羽化升仙思想的代表，它的底座代表的是昆仑山，上面的动物代表了昆仑山上的神禽瑞兽，而羽人则是接引人升仙的媒介。

6.曹魏 白玉杯

1956年，洛阳市涧西区发现了一座几乎被盗空的曹魏正始八年墓，就在考古人员以为要失望而归时，他们在墓室的角落中发现了一件滚满泥土的器物，经过清洗，它惊艳了所有人。

这就是如今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的曹魏白玉杯。它由一整块和田羊脂玉制成，玉色白中泛青，玉质莹润、光洁，通体抛光。杯为筒体，直口直腹，柄形高圈足。设计简洁，体现出魏晋时期追求自然的审美特点。

羊脂玉产自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古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地区），这件白玉杯的出土，证明在战乱不断的三国时期，中原与西域依然有经济往来。

7.北魏 彩绘陶牵手女佣

这件北魏陶俑是近几年洛阳博物馆火爆展品之一，被称为“千年姐妹花”，引无数少女穿同款汉服前来合影。这是洛阳博物馆2005年征集的藏品，据判断来自洛阳宜阳县马窑村的北魏大臣杨机墓。陶俑通高只有17厘米，两位少女并肩而立，双手紧紧相牵，她们身着左衽交领上襦，高腰阔腿长裤，腰间束带，这种“混搭”体现了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的交融。最特别的是，它们一体烧制而成，在已发现的北魏陶俑中仅此一件。

8.北魏 嵌宝石金指环

这件北魏正光五年（524年）的嵌宝石金指环1987年出土于洛阳吉利炼油厂吕达墓，吕达或为地方官员。指环以黄金制作呈圆形，一端有戒面托盘，盘坐錾刻一圈联珠纹，蓝宝石戒面镶嵌于节托中，宝石上阴刻一舞蹈状的人形，同墓还出土四件胡俑。

这件金指环并非中原本土制作，而是来自中亚或西亚的“舶来品”。戒托上的联珠纹、宝石上的胡人舞蹈图案，都是当时西域文化传入中原的直接证据。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胡商活动频繁，这枚小小的金戒指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9.北魏 泥塑佛面像

北魏时期，佛教空前兴盛。当时的洛阳城内伽蓝林立，僧尼成群。最著名的永宁寺规模宏大，穷奢极丽。这件泥塑佛面像就出土于永宁寺塔基遗址，它残高25厘米，面部丰腴，鼻梁挺直，嘴角微微上翘，虽为几块粘对而成，但其雍容富贵、气宇轩昂的神情至今光彩照人。

据专家推测完整佛像的脸部长度约为40至50厘米，以此计算，如果佛像呈站立身姿的话，整体高度应在3米左右。

永宁寺是北魏洛阳皇家寺院，灵太后胡氏（北魏孝明帝元诩之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笃信佛教，下诏建寺，著名匠师郭安兴主持设计与施工。据记载，永宁寺木塔一共九层，高约四十九丈（估算为137米），这样高的木塔在中国建筑史上绝无仅有。不过，该塔在公元534年遭遇大火，整个佛塔灰飞烟灭，只有佛面像和一些小塑像留了下来。

10.唐 三彩女坐俑

俑高26厘米，头顶正中挽倭堕髻，自然垂于额前，身穿绿色短袖连衣长裙，白色的帔帛从颈部绕于肩后。女俑粉面微垂，双手扶膝悠闲的坐在束腰矮座上，面容眉清目秀，体现了唐代以丰腴为美的审美风格。唐代洛阳是“两京并重”的东都所在地，也是达官显贵云集之所，出土的三彩器皿品类繁多，涉及人物，动物，生活用具等。

11.唐 金银平脱花鸟铜镜

1970 年出土于洛阳关林唐墓，墓主为唐中散大夫（正五品上）卢廷芳之女，下葬于唐天宝九年（750年）。范阳卢氏属唐代 “五姓七望” 顶级门阀，政治地位极高。

铜镜为八出葵花形，直径30.5 厘米，镜背中间有一个突出的半环形钮，周围是花瓣，瓣缘用游丝毛雕刻出细密纹理。镜背以黑色的大漆做底，由金银片组成鸾凤、花卉、蝴蝶、绶带等纹饰，四只鸾凤顺时针环绕，每只鸾凤口衔长绶带，绶带结曲多变，有大小环套垂落。鸾凤主体、花叶为银片，绶带末端、局部花蕊为金片。

这种将漆与金银片结合在一起的工艺叫金银平脱。平脱作为大漆髹饰工艺的一种，在唐代较为流行，极为耗时费工。制作时要先在素胎表面用大漆作地，并利用大漆的黏合性把事先剪裁、錾刻成形的金、银丝片黏附在漆地上。大漆干燥后进行反复多次髹漆、干燥、打磨、推光，使大漆层与金银装饰层形成完美的平面，故名为金银平脱。其价格高昂，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常作为帝王赏赐重臣亲信或馈赠重要外宾之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力衰微，金银平脱器物因太耗金费工，肃、代宗后屡禁，存世完整品极少，为盛唐工艺 “绝唱”。 全国馆藏唐代金银平脱铜镜仅十余面，均为镇馆之宝。

12.唐 彩绘陶马及驯马俑

1988年出土于洛阳老城东北拦驾沟唐墓，俑高36厘米、马高40厘米。陶马左前蹄凌空高抬，马头内勾、张口嘶鸣，浑身肌肉紧绷，满是桀骜不驯、欲挣脱缰绳的刚烈气势；驯马俑则两腿跨立、身体前倾，双臂奋力控缰，面部紧绷、眼神专注，将人与马的瞬间僵持与力量对抗刻画得入木三分。俑与马原均施绚丽彩绘，虽历经千年多有褪散，但残留的色彩仍能印证唐代彩绘工艺的精湛。这套作品没有唐三彩的釉色浓艳，却以纯粹的雕塑张力，再现了盛唐时期驯马表演的生动场景，是极为珍贵的陶塑艺术杰作。

图片 | 杜广磊

排版 | 王武龙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