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强/文

由刘云龙博士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以思想史为书名，致力于揭示文化、政治、经济变迁相互纠缠、相互生发的历史过程，可以称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同时，该书的副标题是“基于智仁勇精神的存在论历史哲学观”，凸显历史哲学视角。本文聚焦该书的存在论历史哲学观，就其必要性、理论性、体系性、创造性展开评述。

一、引言：文化论、知识论、存在论史学观辨析

理解历史变迁，主要有三个视角：文化论、知识论、存在论。

中国传统的文化论（风俗论）史学观，重视文化风俗变迁，以生态观、时间观为哲学基础，揭示历史变迁的连续性、不易性，凸显历史变迁的正统性、文化性，但是遮蔽历史变迁的政治性、经济性、力量性，重道德不重力量，重文化不重制度，重是非不重强弱。

西方近代的知识论（制度论）史学观，重视政治经济变迁，以实体观、空间观为哲学基础，揭示历史变迁的断裂性、变易性，凸显历史变迁的进化性、公理性，但是遮蔽历史变迁的文化性、精神性、往复性，重力量不重道德，重制度不重文化，重强弱不重是非。

相对而言，文化论视角凸显不易思想，知识论视角凸显变易思想。整体而言，二者皆是决定论思想，前者代表文化决定论、道德决定论，后者代表制度决定论、力量决定论。二者皆忽略历史变迁的创造性、未济性。

《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立足知识论，通达文化论，发展存在论。该书以简易观融通不易观与变易观，以文化精神统括文化与制度，以文化精神变迁统括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政治变迁和经济变迁）。该书认为，历史变迁犹如人之自由行走，文化论聚焦左足（理想性），知识论聚焦右足（现实性），存在论聚焦历史变迁的主体之人，兼顾左右两足。

二、何以必要：知识论史学观危机与存在论史学观出场

存在论史学观的出场，是对知识论史学观的超越。知识论史学范式的主要缺陷在于混淆“存在”与“存在者”，将动态化、整体化、生态化的历史存在，断裂和凝固为静态化、结构化、对象化的存在者，其理论困境在于本体论、史学观、方法论三个维度。

一是以存在者取代存在，以显取代隐。知识论史学范式将历史视为外在的客观对象，聚焦制度变迁，导致历史研究只见器物、制度，不见精神、人文；人不是历史变迁的主体，只是载体、工具而已。二是以线性进化否定生生之易，背离历史真实。知识论史学范式依托科学史观、进步史观，将历史变迁描绘成从落后到先进、从传统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的单向演进过程，否定历史变迁的曲折性、多元性、未济性，无法解释兴衰交替、治乱循环的历史过程。三是以实体观取代生态观，凸显空间量化，否定时间绵延。历史变迁是文化变迁（学派）、制度变迁（政治经济）、社会变迁（风俗）的生态整体，虽然人文精神、价值观念、社会风俗等因素隐而不显，却是驱动历史变迁的内生动力。知识论史学范式片面追求量化精准，割裂历史变迁的整体性、生态性，导致历史阐释碎片化、表层化。

《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建构的存在论史学观，理论特点同样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区分存在者与存在，将文化、政治、经济视为现象，视为存在者，将文化精神、智仁勇精神视为存在，以文化精神变迁统领文化变迁、制度变迁。二是历史变迁的主体在人，人是历史性-现实性-未来性（创造性）、智-仁-勇、文化性-政治性-经济性的统一，自由之人在于智仁勇精神圆满具足。三是历史变迁的途径在于实践，自由之史在于智仁勇精神的社会实践（马克思）、精神外化（黑格尔）。智仁勇三德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导致历史变迁高高低低，起起落落，中国如是，西方如是。

三、何以奠基：智仁勇精神与生生精神结合的本体建构

哲学家、哲学史家张立文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刘云龙同志将智仁勇精神界定为人类文化精神的代表，以文化精神变迁统摄文化变迁、制度变迁、经济变迁，并且将智仁勇精神与‘《易》之三义’创造性地结合起来，通过充分融通《周易》《中庸》，《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的文化哲学思想、历史哲学思想充实而饱满。”

确实，该书立足中国文化，萃取《周易》生生精神的宇宙本体与《中庸》智仁勇精神的人文本体，融通中国心性认识论思想与西方存在论哲学思想，以本体论建构回答存在论历史哲学何以成立的核心问题。

在《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当中，仁代表德性、不易之道，智勇代表理性、变易之道，智仁勇汇聚代表简易之道、力德之道、文质之道，实现德性与理性、不易与变易、德与力、文与质的通达。于是，智仁勇精神成为历史变迁根源。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变迁、制度变迁、社会变迁，本质上都是智仁勇三德充盈失衡、分合消长的外在显现，亦即文化精神的外化。

而且，该书将中国历史变迁区分为7个文化政治经济周期，西周时期仁生智勇，隋唐时期智勇兴仁，智仁勇三德充沛，文化政治经济一齐繁荣，成为两座高峰。两汉时期智勇胜仁，两宋时期智仁夺勇，智仁勇三德尚未圆满；其他时期，三德流失，导致文化失范、制度失序、贫富失节。可见，存在论史学观克服了知识论史学观的根本缺陷，让历史研究回归存在本身。

该书凸显《周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太和思想，将差异性、多元性、未济性视为世界历史图景第一性即“各正性命”，将秩序性、统一性、既济性视为第二性即“保合太和”。该书认为在差异性遍布的现实世界可以通过无限的开放性、通达性建设和谐性无限的理想世界，关键在于世人的智仁勇精神圆满具足。

《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凸显《周易》的生生精神，将历史变迁视为生生不息的历史生成、文化生成、制度生成过程，既反对“历史终结论”（福山）、“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又反对“历史进步论”。该书以“易之三义”区分历史变迁的三条路径：仁德主导的不易之道，维系文化传承与社会秩序；智勇主导的变易之道，推动制度革新与社会发展；智仁勇圆满的简易之道，实现传承创新、继往开来、富强文明。三条路径相互交织，完美阐释历史变迁的复杂性、未济性、辩证性。

四、何以建构：存在论史学观的方法论体系与阐释原则

纵观《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存在论历史哲学观有“四法”，“四法”代表方法论体系与阐释原则。

一是以文化精神变迁统摄文化变迁、制度变迁。通过对智-仁-勇、不易-简易-变易的结构分析，文化精神成为打开中国文化、中国制度黑箱的“金钥匙”。该书首先凸显儒释道三教内部源远流长的思想流变，儒家三系为孟子、孔子-子思子、荀子，道家三系为老子、庄子、黄老道家，中国化佛教三系为华严宗、禅宗、天台宗；然后凸显儒释道三教之间穿针引线的思想会通，既有荀学思想与黄老道家思想的通达，又有《中庸》《庄子》《六祖坛经》的通达。

而且，该书凸显制度变迁背后的历史绵延，魏蜀吴三国代表治理东汉末年士族政治异化的三种模式：曹魏变易，蜀汉简易，孙吴不易。魏蜀吴三国既代表《中庸》智仁勇精神的一分为三，又代表《周易》生生精神的分道扬镳。从三国到隋唐，存在交替进行的两条演化路径：一是孙吴-魏晋（曹魏、两晋）-南朝（南梁除外）-北魏-东魏的制度绵延，以九品中正制绵延两汉士族政治；二是蜀汉-前秦-南梁-西魏-北周-隋唐的制度绵延，以选贤任能、法律之治更化两汉士族政治。对此，该书指出：学派是名，文化是名，制度是名，智仁勇精神是实，文化精神是实。

二是树立以源观流、以母知子的通史观。首先以《周易》作为文化变迁源头，以西周作为制度变迁母体。然后通过智-仁-勇三德、不易-简易-变易三途，揭示历史变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此法避免以今观古、以西化中的弊端。

三是由制度变迁转向制度生成。知识论史学观重视制度变迁，凸显制度理性。存在论史学观重视制度生成，凸显制度德性，将制度视为理性-德性、变迁-生成的统一体。

四是智仁勇精神日生日成。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性日生日成”，反对先验的人性；刘云龙博士同样反对先验的精神，认为智仁勇精神日生日成，既有仁生智勇、大仁大德的顺理成章，又有智勇兴仁、豪杰成圣的无限可能。可见，存在论历史哲学观的深刻洞见在于挺立人的历史性-现实性-未来性三位一体。

因此，存在论史学观要求研究者放下主观成见、现代视角、西方标尺，让文化变迁、制度变迁、风俗变迁，回到其时其境，“是其所是、如其所是”，凸显历史生成的自身逻辑。可以说，存在论历史哲学观的“四法”，推动历史哲学“哥白尼革命”。

五、何以超越：存在论历史哲学的范式革新与理论突破

经济学家樊纲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很可以将这本‘思想史’，当作中国几千年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相互关系的‘百科全书’来读，对我们自己身处的历史漩涡，有一更全面的理解。”

确实，该书将存在论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构建文化-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历史阐释框架：既有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的横向通达，又有历史-现实-未来三者的纵向绵延，而且有文化政治经济变迁即历史变迁的纵横交错。

该书根据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的相互关系，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形态进行四分：一是文化政治经济学思想，融通文化-政治-经济，旨在富强文明，万世太平，以孔子、子思子、陆贽、杜佑、叶适为代表。二是政治经济学思想，去文化，旨在富国强兵，重视富强，以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贾谊为代表。三是文化经济学思想，去政治，去经济，旨在公平正义，重视文明，以孟子、董仲舒、程颐、朱熹、陆九渊为代表。四是经济学思想，去文化，去政治，旨在国富，重视效率，以老子、司马迁、柳宗元为代表。该书从理论和历史两个维度，论证文化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理想性。

可见，文化政治经济三者构成动态、有机的历史生态系统，既不存在脱离文化与政治的纯粹经济活动，又不存在脱离理财聚人的空洞文化政治叙事。因此，存在论哲学实现历史研究从碎片化拆解到整体性阐释的根本转变。

六、何以致远：存在论历史哲学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蕴

《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史》建构的存在论历史哲学，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实现历史研究从“对象化认知”到“存在论感知”、从“进步叙事”到“生生阐释”、从“结构化分析”到“整体性把握”、从“西方依附”到“本土自主”的重大转型。不仅重构中国社会思想史的阐释体系，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建构一套扎根中国历史、适配中国实践、对话全球学界的原创性历史哲学范式。

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文明多元共生的新时代背景下，存在论历史哲学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全新的底层逻辑与研究范式，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发展、传播中国智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