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邓希炜：未来五年，香港如何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香港的战略定位从“十四五”的“八大中心”升级到“十五五”的“十大中心”“两大枢纽”“一个生态圈”。香港在国家战略版图中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增量不止于数量，更在于内涵的质变。同时，香港正在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近期，在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大学创立方，港大“明德”出海战略企业家课程的活动上，我们与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环球事务）、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炜教授深度对话，深度解析了未来五年香港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路线，以及香港在金融之外如何开辟新的增值空间。

过去，当周边省市早已将五年规划作为发展“标配”时，香港一直缺席。邓希炜直言，全中国的省市一直都有自己的五年计划，香港没有，这是很大的阻碍。

更重要的是，未来香港如何发挥自身优势？邓希炜看来，香港经济发展的核心始终在于为中外提供“联系”和“增值”作用，香港不仅是资金与货物的节点，更是人才、资讯、制度与信任的中介。

未来五年，做什么？怎么做？

对话伊始，邓希炜便点出了一个关键细节，“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香港的最新定位为“十大中心”，在原有八大中心基础上，新增了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和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十大中心”具体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十五五”规划纲要文本的调整，实则折国家对香港功能定位的深化。在邓希炜看来，这恰好呼应了香港经济转型的方向，香港应从传统的转口贸易枢纽转型为全球供应链的“大脑”，承担高端物流管理、品牌认证、融资结算等高增值服务。

如果说角色定位确定了 “做什么”，那么“怎么做”仍需各方共同努力，同时需要政府角色的转变。

邓希炜观察到，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的转型是一个从“小政府大市场”向“有为政府”演进的过程。香港特区政府，从房屋供应到公务员体系改革，正在更加积极地推动经济转型，北部都会区和河套地区加快建设，不同政府机构和法定机构都在搭建出海平台。

转型瓶颈方面，邓希炜观察到香港转型的核心问题是长期以来都是市场主导，数字平台基础设施、跨企业数据共享机制、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支持，这些都不是市场自发的力量能够完全解决的，需要政府的制度创新。在碎片化时代下，香港必须告别单纯依靠市场的旧路，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因地制宜进行前瞻规划，方能抓紧转瞬即逝的战略窗口期，实现经济结构升级。

这种转型的制度底气，来自“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的独特价值。在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香港作为实行普通法系、衔接国际商业准则的中国特别行政区，提供了稳定且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多极化世界中值得信赖的平台。邓希炜强调，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既在于普通法制度与国际商业范式的深度融合，也在于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商业声誉，这座城市不仅是转口港，更是法律、规管与信任的中介。

邓希炜也坦言转型需要时间，香港毕竟现在才开始有自己的五年计划，再给香港三五年，这个城市的面貌将大为不同。

做“超级增值人”，建科创中心

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这个提法已不新鲜，真正的问题是增值从哪里来。

邓希炜的答案是从四个维度推进。第一个维度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实体经济。香港需将离岸人民币业务从“资金储备中心”升级为“高效投融资平台”，通过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增发“点心债”等方式，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和收益率。近期特区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赋能”战略，正是顺应此方向的重要一步。

第二个维度是融入大湾区，服务产业补链强链。在上游建立国际科研人才高地，攻关“卡脖子”技术；在中游善用国际化检测认证服务，为中国制造建立全球声誉；在下游凭借贸易与销售网络助力中企出海，提供国际品牌建设、知识产权保障及贸易融资等配套服务。从研发到销售全链条参与，香港不再是简单的“服务提供者”，而是产业生态的共同构建者。

第三个维度是助力中国企业与“全球南方”互联互通。在法律支援层面善用普通法与国际仲裁经验，将各地复杂的市场准入法规转化为可落地的合规流程；在金融服务层面发挥无外汇管制及融资渠道发达的优势，提高海外资本营运效率；在生态构建层面对接ESG认证与国际网络，帮助中企建立在地化公信力。

第四个维度是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与内需升级，一方面以国际优质服务标准助力内地消费升级，另一方面持续吸引外国资本、先进技术与高端人才。

从金融深化到产业赋能，从区域融合到全球布局，邓希炜勾勒出香港“超级增值人”身份的落地路径。当路径明确，香港的资源投向哪里成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近年来，香港已形成一套从机构、资金、基建到人才的全链条科创政策体系。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两年引进1200家企业的目标，2025年《财政预算案》进一步明确引入科创企业的方向。

邓希炜认为，发展大健康、AI、新材料和新能源等“六大新兴行业”，对于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相对较多，应该考虑重点关注一两个行业，在其中吸引全球龙头的企业。他解释道，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至关重要，如果吸引行业中最厉害或者第二厉害的企业，其他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一旦龙头企业落户香港，上下游公司自然会跟随而来。

从政府角度看，将资源分散在六大行业可能是为了风险分散，最后一两个行业成功即可。但邓希炜主张可以更加大胆，市场已有香港在大健康和医疗科技方面相对于内地城市有优势的共识。更重要的是，香港不应过度依赖金融本身，而应将金融赋能，推动一两个行业或者整个湾区其他行业的发展。

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挑战

助力企业出海，是香港从“超级联系人”走向“超级增值人”的必经之路。

“不出海就出局”这句在商界流传的话，在邓希炜看来过于负面和被动。他曾带领港大经管学院的高管团队赴多地考察后发现，企业出海的困难依然很多。每个地方包括内地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企业虽然表面上受到政府欢迎，但实际上在面临很多本地竞争对手。中国企业的强大竞争力在某些地方被视为威胁，当地利益方会自动反应，甚至与官员一起采取排斥中国企业的措施。文化、宗教、历史和政治的差异也导致许多企业到达当地后水土不服，语言不通只是表层问题，更深层的是对当地政府官员和工人的预期管理，企业发现当地行事方式与中国完全不同。

从企业端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出海的处境也截然不同。大企业有资源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文化差异可以用资金招聘当地最优秀的人才担任总经理。但对资金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中国企业全球化是中国国力上升的必然结果，邓希炜将此称为“一个由中国企业共同主演的全球化时代经已来临”。与美日企业当年出海相比，当下的挑战更大，从关税壁垒延伸到供应链审查、数据安全合规、技术转让限制；但增长潜力也更值得期待。面对挑战，中国企业将仿效美日企业全球化的成功经验，注重兼容性和在地化，与当地企业及政府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生态，为目标国创造更多就业和税收，融合当地文化。

在当下企业出海过程中，香港的“赋能平台”价值更加凸显。香港特区政府于2025年10月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据专班主要成员机构负责人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介绍，该专班采取双向策略，既吸引内地企业来港将香港作为科创研发及金融平台，也助力企业“经港出海、借港出海”。

内地企业遇到的文化与制度差异，在香港可以先试先行。中国香港的法律框架、商业习惯及消费模式与海外市场高度相似，是积累跨境运营经验的理想“试验田”。更重要的是，中国香港可以通过与国际伙伴合作，将各地复杂的市场准入法规转化为可落地的合规流程，为出海企业提供风控增值。透过这种制度化能力，中国香港能在降低跨境摩擦成本方面提供“超级增值”服务。

顶尖的学术平台同样能够助力中国企业出海的。香港大学设立“明德出海”战略企业家课程，依托港大经管学院高管教育卓越的学术积淀与全球洞察，旨在为致力于全球化发展的企业家与高管提供全方位战略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