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刘彦初：投资应紧扣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内在逻辑

编者按：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以“稳中求进、提质增效”为全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这一战略部署不仅锚定了宏观政策的方向，也为产业投资布局提供了清晰指引。

A股市场在年初实现“开门红”，既印证了前期宏观政策与产业引导方向的有效性，也体现了市场对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及结构性投资机遇的积极预期。

为深入解读国家宏观战略,精准把握新发展格局下的投资风向，星岛新闻集团重磅推出“2026前瞻”名家专访系列。

《星岛》记者 曹安浔 广州报道

1月26日，《星岛》特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知名金融学者刘彦初教授，就2026年如何更好发挥科技金融的赋能作用、把握产业的投资风向与底层逻辑，展开深度对话。 

刘彦初指出，尽管2026年A股迎来“开门红”，但许多中小投资者在牛市中并未真正获利。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度追逐短期热点、换手率过高，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他表示：“作为一名严肃的学者，我们更多会去关注这是不是符合国家战略宏大叙事，是不是符合资本市场内在发展逻辑。”

他提示，2026年的宏大叙事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项政策已经并将持续出台，并逐步显现其成效。中小投资者不能盲目追热点，要尽可能多一些研究和思考，只有与国家战略方向以及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内在逻辑保持一致性的投资，才可能行稳致远。

刘彦初分析，2026年A股“开门红”行情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宏观政策与企业盈利拐点显现的协同发力。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国家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赤字率维持在4%左右的高位以保障稳投资与促消费，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叠加PPI预期年中转正，将共同支撑“内需主导+盈利驱动”的慢牛格局。

具体赛道方面，国家已明确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和六大未来产业——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6G。

其中，2026年被视为“AI应用爆发元年”与“商业航天质变元年”——AI正从算力基建转向端侧硬件（如AI手机、眼镜）规模化落地；商业航天则进入卫星组网与订单兑现阶段；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eVTOL）、创新药、固态电池及“银发经济”“Z世代情绪消费”等亦具高成长弹性。

他提醒中小投资者，应坚持“硬科技为矛、高股息为盾”的防御性进攻策略，避开无业绩支撑的纯题材股，优选技术壁垒高、订单可见性强且估值处于合理分位的行业龙头，通过多元资产配置化解风险波动。

金融赋能科技：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大湾区打造“三创循环”

针对科技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产业创新，刘彦初提出，关键在于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完善长周期考核机制和尽职免责制度，鼓励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特征的原始创新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刘彦初说道。

其次，应大力发展“耐心资本”，通过引导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有序入市，夯实资本市场中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同时，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与数据要素的资产化和信用化，打通科技型企业融资堵点；并积极运用AI大模型等前沿技术，提升金融机构对科创项目的风险识别能力与精准滴灌效率，实现金融资源与创新需求的高效匹配。

粤港澳大湾区在此进程中具备独特优势与发展潜力。刘彦初指出，大湾区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集群与“深港穗”百公里迭代闭环——香港强于原始研发与国际资本对接，深圳长于技术转化，珠三角擅长规模化制造。然而，原始创新不足、三地规则衔接不畅仍是短板。

可以期待的是，广东正加速引导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2月2日，广东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与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财政金融协同惠企利民一揽子政策指引》，首次系统披露了千亿级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作框架。

作为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统一出资和管理平台，该引导基金总规模达1000亿元，首期实缴500亿元，旨在通过市场化机制撬动社会资本，最终形成超万亿元级的基金集群。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广东在引导基金管理上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包括不设固定存续期，打造真正意义上的“耐心资本”；建立差异化考核机制，对国资创投机构实行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配套风险容忍、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制度，破解“不敢投、怕追责”难题。

广东近年也在大力鼓励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并着力畅通IPO、并购基金、S基金等多元化退出渠道，推动创新资本与科技企业深度耦合，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长效金融支撑。

此外，刘彦初建议，加强知识产权证券化、跨境金融创新，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三创循环”。例如，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为硬科技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深圳提供创新策源，珠三角实现量产，最终形成“VC发现价值—产业放大价值—资本市场定价价值”的高效协同机制，让金融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器。

以下为本次采访文字实录

《星岛》: 2026年A股迎来“开门红”，此轮行情核心驱动是什么？ 

刘彦初:这种爆发式增长不仅是情绪的释放，更是对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利实现、GDP保持5.2%稳健增长的直接映射。

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与企业盈利拐点的显现，构成了此轮行情最坚实的底层支撑。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国家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赤字率维持在4%左右的高位以保障稳投资与促消费；同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资金向权益市场迁移。更关键的是，PPI指标在2026年年中预期转正，企业盈利从估值扩张转向实质性修复，形成了“内需主导+盈利驱动”的慢牛深度化发展。

具体板块：以AI应用、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前沿科技板块与公募基金的提速布局，是引领结构性行情的热点引擎。马斯克关于脑机接口大规模生产的消息催化了板块涨停潮，而2026年也被视为“AI应用投资元年”，推动科技成长板块实现业绩爆发。与此同时，公募基金行业规模突破37万亿元，ETF规模跨越6万亿大关，叠加保险资金“开门红”的配置需求，为科技和红利赛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补给。

《星岛》: 2026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分领域投资机会？中小投资者应如何理性布局这些新兴赛道？

刘彦初:“十五五”规划建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置于战略任务首位，为资本市场锁定了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长期投资坐标。国家明确划定了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六大未来产业。

2026年作为规划开局之年，政策红利将从顶层设计进入“超常规措施”落地期，重点支持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卡脖子”领域的全链条突破。

其中，2026年被视为“AI应用爆发元年”与商业航天的“质变元年”，科技成长赛道正经历从“讲故事”向“业绩兑现”的逻辑切换。AI产业链正从算力基础设施搭建转向千行百业的应用渗透，尤其是AI手机、AI眼镜等端侧硬件将迎来出货量高峰。同时，随着国家航天司的成立及商业发射场的常态化运行，商业航天已从概念炒作转向大规模卫星组网与订单落地，形成了清晰的产业上行周期。

人形机器人与低空经济将在2026年迎来商业化落地的关键拐点，催生出具备万亿潜力的细分市场。机器人产业正从小规模试制向规模化量产跨越，工业场景（如汽车总装、3C装配）将率先放量；而低空经济在空域审批权下放及eVTOL适航认证的推进下，将实现从“医疗、应急”向“城市交通、物流”的场景复制。

此外，创新药、固态电池及传统产业的“绿色焕新”。银发经济、悦己消费及服务贸易通过“要素重构”开启了后消费时代的投资元年。同时，“Z世代”驱动的潮玩、宠物及“谷子经济”等情绪消费领域更具弹性。投资者应关注那些能够按照中国市场新特征、利用数智化手段重新定义产品与渠道的消费龙头。

中小投资者在布局新兴赛道时需保持高度的谨慎理性，坚持“硬科技为矛、高股息为盾”的防御性进攻策略，必须清醒认识到，新兴产业伴随着研发周期长、技术落地不及预期及伦理监管趋严等风险，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布局时应避开“无业绩、高杠杆”的纯题材炒作，优先选择具备核心技术壁垒、订单能见度高且估值处于合理分位的行业龙头，通过多元资产配置化解风险波动。

《星岛》: 当前外资机构在A股、港股及人民币资产中的配置偏好呈现哪些结构性特征？

刘彦初:行业龙头与“中字头”蓝筹股始终是外资布局A股的压舱石，体现了其对中国核心资产流动性和溢价权的长期把控。

银行股和高股息资产在A股配置结构中扮演着“安全垫”角色，且这种偏好正从单纯的避险需求转向对稳定现金流的战略重仓。

港股配置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稀缺性驱动”特征，重点锁定互联网平台、生物医药及新消费等A股相对稀缺的赛道。此外，针对港股独有的新消费和创新药标的，外资持股占比近期出现了明显的阶梯式上升。

人民币债券资产正逐步从全球投资者的“边缘品种”转变为具备低波动、稳定回报特性的多元化配置“主航道”。特别是以德国汉高、巴克莱银行为代表的“外资熊猫债”密集发行，标志着人民币资产在国际长期资本眼中已具备极强的配置价值和资金融通属性。外资不仅关注人民币的主权信用，更通过债券通、互换通等渠道，将人民币资产作为多元化配置中分散美元波动风险的重要锚点。

总体来看，“杠铃策略”已成为跨市场配置的主流逻辑，即同时超配高成长的“硬科技”资产与高分红的“价值板块”。这种结构化特征体现在：在A股端，外资重点进攻电子、半导体、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领域；而在港股和人民币资产端，则通过持有高息股和稳健收益产品来对冲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

这种“攻守兼备”的结构设计，使得外资能够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窗口期，既不失科技爆发的收益，也能维持组合的稳定性。

《星岛》: 开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热情持续高涨。这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

刘彦初: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态度已从“谨慎观望”转向“实质性做多”，展现出开年以来跨市场、多品种的同步配置热潮。2026年开年首周，以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外资巨头在港股市场密集“扫货”，单日增持金额动辄数亿港元；同时，在美国上市的多只中国科技类ETF资产规模激增，离岸资金流入规模远超往年同期，标志着全球资金正在对中国资产进行系统性的再平衡布局。

美联储降息周期引发的全球流动性重估，叠加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强劲韧性，是外资加速回流的宏观诱因。中国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结构性优势，以及“十五五”规划带来的产业确定性，则构成了外资锁定的核心价值坐标。DeepSeek等国产大模型的崛起重塑了全球AI产业格局，促使投资者重新评估中国科技股的估值上限；此外，外资调研高度聚焦于“十五五”建议稿提及的半导体、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赛道，反映出国际资本正紧贴中国国家战略进行精准“卡位”。

此轮配置热潮释放了一个核心信号：中国股市已正式从“估值修复”阶段跨入“盈利驱动”的新周期。

国际机构普遍预测，2026年中国上市公司将迎来两位数的盈利增长，这种从“看多”到“做多”的转变，本质上是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阶段性结算。在全球资产荒背景下，兼具低估值与高成长特质的中国资产，正逐步回归全球投资组合的核心配置地位。

《星岛》: “十五五时期”，我国应如何发挥好科技金融的作用，推动金融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耦合？

刘彦初: 科技金融的首要使命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完成这一使命，首先要构建与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相适配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针对科技企业从种子期、初创期到成长期、成熟期的不同需求，需提供“投、贷、保、债、租”一体化的接力式服务，通过建立“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的多元化体系，确保金融“活水”能够精准滴灌至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推广的每一个节点。

其次，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是破解科技金融“本金短缺”、解决“募投管退”瓶颈的关键任务。“十五五”期间需引导保险资金、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改变当前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耐”的现状。通过完善长周期考核机制和尽职免责制度，鼓励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特征的原始创新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第三，推动金融产品从传统“资产抵押”向“知识产权”与“数据要素”信用化转型，旨在解决科技企业的“抵押品错配”难题，让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专利”真正转化为可流动的“信用资产”。

最后，利用AI大模型、大数据等手段，大幅提升科技金融在风险识别、价值发现与精准滴灌方面的精细化水平。

《星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核心禀赋与不足分别是什么？如何通过金融创新，实现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耦合与高效协同？

刘彦初: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覆盖面广、链条全、韧性强的完备制造产业集群（全球第一创新集群），构成了其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核心禀赋。依托数十年积累的电子信息、家电、汽车等万亿级产业集群，大湾区形成了“广东制造基础+港澳国际窗口”的独特格局，其制造业产值与出口竞争力在全国乃至全球占据领先地位。这种根基雄厚的产业体系不仅保障了供应链的安全，也为新兴技术的工程化应用提供了最丰富的实战场景。

“深港穗”三地构建出的“研发—转化—制造—资本”闭环系统，是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集群中脱颖而出的核心竞争优势。香港负责“想得远”的原始研发，深圳负责“干得快”的技术应用，广州及珠三角城市负责“撑得住”的规模化制造。这种百公里半径内的快速迭代能力，使得大湾区能够将Idea迅速转化为IPO，实现“1+1+1>∞”的协同效应。

但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与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三地规则衔接难题、地缘政治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关税波动，制约了大湾区先进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张。

针对于此，打破传统商业银行“硬抵押”思维，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创新资本体系是通过金融手段托举制造业实现“从0到100”跨越的关键。

此外，知识产权证券化与跨境金融服务的深度结合，是实现“创新密码”变身“经济红利”的高效途径。

最后，打造“科技—产业—金融”的“三创循环”是未来实现大湾区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深度耦合的必然选择。通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筹措全球资本，深圳科技金融提供创新策源，珠三角制造基地实现产业承载，从而形成“VC发现价值—产业放大价值—资本市场定价价值”的闭环。

这种深层耦合将有效纠正金融资源错配，将资本引导至新质生产力领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