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视野】赵建：形势紧迫

赵建系西京研究院院长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上半年5.3%的GDP增长率，让中美最惨烈的关税战有惊无险。“没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拆一下5.3背后的动力支撑，关税战冲击低于预期，出口继续支撑着经济的半壁江山；逆周期政策非常给力，“两重两新”力挽狂澜；各种国债、地方债前置发行，大项目能上尽上，上半年完成了全年的六成任务，共同堆出了这样的5.3%。但是，社会的微观体感似乎并没有这么好。

同样是领先于全球平均表现的5.3%，为什么感受跟以前不一样，出现了显著的宏微观背离？实际上今天的经济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紧迫，迫切需要逆周期政策集中发力。这种紧迫性体现在：

第一，宏微观背离的背后是名义和实际变量的背离，名义变量收缩严重正在加重经济的运行压力。实际GDP上半年虽然增长5.3%，但是名义增速却只有4.3%，上半年中国GDP平减指数同比下降1%，降幅比2024年全年扩大0.2个百分点。截至今年二季度，中国GDP平减指数已连续9个季度为负，且二季度GDP平减指数较一季度进一步走低，反映出经济面临巨大的通缩压力。在经济下行期，企业和家庭的体感，主要由名义变量决定，实物的产量造的再多，用名义货币计算的利润为负数，企业也很难经营下去。家庭的财富和收入也是由名义货币价值来计量。

GDP平减指数已经九个季度为负数，意味着物价走低已经两年多了。有人会问，物价走低不好吗？物价走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不就变高了吗？按照经院经济学家的理论，物价走低，供需会自动调整，供给会减少、需求会增加，从而很容易达到新的就业均衡。1929年美国大萧条狠狠的打脸了这些新古典经院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存在工资刚性，不会像商品市场那样自动调整，因为工资按照合同定价，调整往往滞后。“工资刚性”理论还不足以解释通缩对经济负面影响的严重性，凯恩斯思想的继承者明斯基提出了“债务刚性”理论，这位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债务和融资的存在，经济内生就是不稳定的。当物价普遍走低而发生通缩的时候，实际债务负担会加倍增加，导致社会上出现大面积的破产、裁员，从而让物价走低无法及时对供需再平衡，加重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

第二，结构分化比较严重，重尾风险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微观体感取决于处于哪个行业、哪个领域，哪个年龄段。从物价走低的冲击结构来看，对上游企业的影响弱于下游，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弱于民企，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弱于小企业，对体制内的影响弱于体制外的。物价走低，对领取固定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要好于刚毕业的年轻人，对债务负担较高的中产阶层的冲击最大，没有债务负担的低收入阶层相对较轻，但也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物价走低、信用风险上升的环境里，信贷条件往往会趋严，整个资金链会变得非常紧张，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在紧绷的资金链条上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落入破产的深渊。普通劳动力的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现在压力很大，积聚了大量的失业年轻人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不稳定性增加，发生重尾风险的概率不断提高。

按照系统论，当一个系统从鼎盛走向塌缩的时候，原来的“纺锥型”结构会向“哑铃型”结构分形，大量的中间个体会下沉到底部，而顶部攫取的资源反而大幅增加。换一个说法就是结构极化。对于一个社会系统来说，在经济下行期，首先减少和压缩的是中产阶层和中小民营企业。因为经济上行期最大的获益者之一就是中产阶层，特别是加杠杆创造资产负债表的中产阶层。经济下行期会通过摧毁杠杆而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从而让中产群体和中小企业大幅减少。随着房地产、教培、数字平台等中产阶层获益的行业因为周期和政策原因进入收缩期，白领中产群体也都降级，特别是负债过高的群体，会加倍的承受社会转型的阵痛。

相对于纺锥形结构，哑铃型结构的社会更加不稳定，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成本偏高，导致国家治理结构极化的概率也较高。

第三，同样的5.3%GDP增长率，今天的分配结构却不同于往昔，政策放得水流向很不均匀。主要的区别在于财政乘数和货币乘数，社会要素的动员能力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5.3%，很多是靠上游、靠生产端堆积起来的，所形成的货币没有通过中小企业等“毛细血管”广泛的流转到社会大众手里，主要集中在大国企、政府、银行和极个别群体手中。过去普惠式增长的时候，靠的是就业密集度、乘数比较高、对普通人比较友好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就像一个大动脉连着无数个毛细血管，同样的5.3%GDP增长率，会惠及50多个行业，不仅是设计、金融、开发等高端服务业，还拉动家电、家装、汽车、家居等制造业，特别是惠及绿化、物业、搬运、保洁等对低收入比较友好的行业。虽然很多时候人们诟病“房地产绑架了经济”，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房地产都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还有什么比老百姓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更重要的呢。

当然，一个经济体不能长期依靠房地产这样折旧期限极长的行业，毕竟房子这样的不动产投资很容易饱和。看一个经济体是不是变成熟了，要看长期发展的动力能否从房地产切换到消费以及消费拉动的有效投资。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好处是，能够同时带动供给侧和需求侧，能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坏处是因为与信用、财政、金融等紧密相连，很容易造成经济的巨大波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当告别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时代后，必须大幅扩大消费，以弥补房地产退潮后的需求缺口，但一般来说这个切换过程充满挫折和阵痛，甚至是发生危机，比如日本和美国。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形势的紧迫性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四，要认识到上半年的5.3%，是因为很多政策是透支的，中美关税战的风险也是递延的。如果政策开始退坡和中美关税战休战期到期，那么下半年的稳增长压力会极其巨大。如果房地产市场再稳不住，下半年的经济在总量上很难会有明显的起色。因此下半年需要在房地产和消费层面推出更加给力的政策，真正的重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促进物价温和回升”，在需求侧做出明显的效果，才能顺利完成今年的任务——不仅仅是GDP增长率维系在5%，还要保证CPI要接近2%，这也是年初定下的目标，至少不能低太多。因此形势其实非常紧迫，不要被上半年5.3%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要看到总量数据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和风险，实事求是、未雨绸缪、科学决策、统筹安排、饱和发力，才能保证完成今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并为长期的高质量发展打好基础。

文章来源于西京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