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转型——从火烧圆明园谈起

文/刘刚

郭嵩焘的预言

郭嵩焘是个预言家，他不但在《绥边征实》里预言了沙俄入侵伊犁，还在此之前，就预言了僧格林沁的失败。

僧王打击他，把他打回老家，这反而成全了他。若他跟随今上一起溃逃，与皇室一道苟安，这岂不更难为了他？

当其预言应验时，没人为他平反，没人为他道歉，还把他的思想看作洪水猛兽，甚至把他当作了“洪秀全第二”。以至于他的《绥边征实》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地缘政治巨著，一问世就被封杀了。有清一代，何以未出一个世界级的思想家与科学家？不是没有过，而是一有了就被打压，被封杀，如清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晚清郭嵩焘的《绥边征实》。

郭书被封杀，有中枢禁毁令——军机处档案为证，如军机处寄信档：“湖督奏《绥边征实》语多狂悖，著各省督抚严查销毁”；上谕档：“郭嵩焘私著狂悖，即行毁版，片纸不留”；剿捕档：附官文原奏“该书妄议俄事，动摇边衅”。禁令一下，居然“八百里加急”，湖南巡抚衙门《驿递簿》载“同治四年三月廿六日，接军机处八百里廷寄”，不就是“妄议俄事”吗？

英法联军打来，朝廷倚靠俄来调停，郭氏此时抛出其“俄患论”是何用意？还要“抗俄联英”，更是何居心？所以，“妄议俄事”就等于冒犯朝廷。对于那位僧王，他只说了一句：败了还好，胜了更糟糕。结果呢？又应验了。因为更糟糕的来了，冲着僧王来，而僧王骑着马在等。

如郭氏所言，英法联军重新集结，再度进攻。进攻之前，先知会了清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告诫曰，若遵守天津原约，联军还可以罢兵。

桂清奏闻，帝谕曰：尔等毁我海口防务，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咎由自取。所有议和条款，改作罢论，再有兵船驶入，必痛加攻剿。如此口吻，居高临下，如马队齐发，加速了战争。

联军势如破竹，相继占领大沽炮台和天津城。这一下，又把皇上打蒙了，赶快派员去和谈。于是，把怡亲王载垣派去。

可载垣一听说英国领事巴夏礼要袭击他，也不问真假，就吓得赶忙去报告僧格林沁。僧王一怒之下，将巴夏礼抓押到了北京。

和谈也不谈了，僧王摆开一副战争架势，准备开打，他把阵势摆在了通州。

通州是帝都的咽喉，被联军用枪炮顶着，皇上很难受，一旦咽喉被打通，就会进入心腹。为此，僧王以其3万兵力，设了三道防线：第一线，张家湾，阻敌先锋，以绿营步兵依托土垒防御；第二线，通州八里桥，这也是主战场，蒙古骑兵于此展开，进行决战；第三线：定福庄——咸丰帝逃亡热河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战术设计是先行诱敌深入，再以骑兵包抄。

联军兵力8000人，英、法两军各4000人。

但装备代差却很明显：清军以弓箭、马刀、抬枪，对联军阿姆斯特朗后膛炮；以射程100米的火绳枪，对联军射程900米的米涅步枪；以密集方阵，对联军散兵线战术加电报指挥。

战争开始了，先是张家湾失守。清军绿营以土垒阻击，法军火炮覆盖阵地，绿营溃散，清军后撤，退守八里桥。

接下来就是八里桥决战，僧王亲率5000蒙骑，分三路冲击法军中路，试图分割联军。法军第101步兵团，以200米外排枪齐射，骑兵未近身已伤亡过半，幸存者冲至50米内，平炮射之，一发炮弹，击穿20余骑。僧王令旗被炮火击断，部队失去指挥。联军左翼英军包抄清军侧后，与法军形成火力合击。

战后清算，战损比可谓惊人，清军战死者12000人，包含了7000蒙古骑兵，僧王坠马，受伤而逃。联军方面，阵亡者，法军3人，英军2人。受伤者，法军18人，英军29人。

谁知清军这么不堪一击！联军长驱直入，占领北京，咸丰帝匆忙逃往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议和。

联军入城，清廷交还巴夏礼，可同时被抓的，却死了十几人。城门失火——八里桥战败，殃及的可不是池鱼，而是皇帝。皇帝好战却怕死，怒而惧，故其扔下皇城，一走了之。

联军见不着皇帝，面对一座无政府的空城，更加愤怒，也更加放肆，何况趁火打劫本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此外，还有一些留下来的太监与贼子，也暗自有其趁火打劫的意思。

火烧圆明园，就由这趁火打劫的念头而起，而无政府的状态，便使这念头风涌冒出。皇帝若在，便是国际政治，该割地就割地，该赔款就赔款，该偿命就偿命，不至于连家都被人烧、被人抢、被人偷，可他此刻偏偏不在，还谈什么家国情怀。

火烧圆明园

抢劫，从1860年10月7日开始到17日结束。

7日，法军抢先入园，孟托班将军副官保罗·瓦兰实录：“士兵用枪托砸开紫檀柜，金器塞满行军包。”

8日，英军加入劫掠，英军少校吴士礼亲眼所见：“有人为争翡翠花瓶互殴，血溅《永乐大典》书页。”

10-11日，拍卖战利品，随军记者比托拍下照片：抢掠物摆满正大光明殿广场；

15日，焚毁证据，据一位法军工兵日记：“奉令烧毁抢掠痕迹，点燃九州清晏偏殿。”

为何法军抢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法国在圆明园劫掠中的主动性和前导性，与法国大革命对凡尔赛宫的冲击，存在深层心理同构，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子孙，不知不觉，就把圆明园当作了凡尔赛宫，他们没赶上对凡尔赛宫的抢劫，这回赶上了圆明园，岂能放过？抢劫完再放一把火，这岂不就有了“大革命”的感觉？这样回去，他们就可以吹嘘：我等跑来中国，不是去抢劫，而是去“革命”，去用“法国大革命”消灭“中国旧制度”。

法军士兵自有一种“先祖处置凡尔赛”的隐喻在心头，这源于17世纪欧洲“主权羞辱式惩罚”传统，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法国处置德意志诸侯宫殿；或拿破仑战争中，对敌国象征性建筑的摧毁。而圆明园之于西方，早有“东方凡尔赛”之称——传教士曾称“圆明园者，中国之凡尔赛宫也”。

凡尔赛宫与圆明园，作为东西方皇家园林的典范作品，可以说是全球化白银时代形成的两个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它们是18世纪东西方君主专制巅峰期的建筑象征，分别承载了法国波旁王朝与中华大清帝国的政治命运与文化精神，以其不同的文明逻辑诠释皇权，却在历史宿命中，共赴焚毁与革命的双重劫难。

作为权力美学的两极表达，在设计理念上，表现出东西方空间哲学的不同样式——“顺因自然”和“征服自然”。

凡尔赛宫（1661-1710），为勒诺特式几何园林，由造园大师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LeN?tre）创作，其核心，是以几何秩序、轴线对称和透视控制，构建人工化的自然图景。其于凡尔赛宫，则以其“征服自然”的理念，确立以路易十四为化身的太阳神阿波罗雕像的视觉焦点，以3公里中轴线强制透视，表明其王权观念一往无前的轴线控制，彰显绝对王权的理性美学。

其设计密码，为权力美学三原则：以“绝对轴线”形成焦点，“聚焦君主象征”；以“几何切割”，驯化空间，使“自然元素符号化”；以“强制透视”制造幻觉，“无限延伸权力”。

而圆明园（1709-1860），则是权力意志、中西艺术、国匠法式的三重结晶：其政治独尊，为皇帝主导规划，彰显皇权与审美；其技术国粹，以样式雷家族构建王道营造体系；其于文化，融东西于一冶，以中式园林为基底与西洋巴洛克建筑互动。

这是一代王朝的理想国样式，依山傍水，把中原王朝政体放在了江南园林中，还引入西洋潮流，以期融合中西。

如此这般，形成了新的“天人合一”——除了蓬莱仙境和写意山水，还有西洋潮的巴洛克文明样式，重启国朝“九州清晏”——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有“中西合璧”。

凡尔赛花园的康格里夫运河，笔直延伸，象征西方式的绝对权力。而圆明园福海蜿蜒的岸线，与接秀山房“观澜堂”，则通过借景西山，实现“户接西山秀”的虚实相生；1682年，路易十四迁宫廷于此，囚禁贵族于礼仪牢笼，镜厅不仅是《凡尔赛条约》签署地，更以巨窗与镜面，制造“权力无限复制”的幻觉。而圆明园则从雍正到咸丰，五代帝至此“避喧听政”，在“正大光明”殿接见使臣，“勤政亲贤”殿处理政务，将园林化为“隐形朝廷”；凡尔赛宫有东方元素，特里亚农宫尝试中华装饰，收藏中式瓷器。而圆明园则有西洋楼，乾隆命郎世宁设计大水法、海晏堂十二兽首喷泉，首次将巴洛克风格，融入东方园林，虽然仅占全园2%。

就结果而言，凡尔赛还算幸运，还能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而圆明园，却被“科学的放火”化为了废墟，只能让人来凭吊，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帝制理想国的样式，一去不复返。

可这个理想国，建了150年，经历了六代皇帝，还在建设中就被联军一把火给烧了。谁烧的？法国人说不是我们烧的，不信去看凡尔赛宫，我们烧了吗，没烧。为什么？是因为对艺术的尊重，偷可以，抢可以，就是不能烧——那叫毁灭艺术。

抢，可以先下手，但烧却下不了手。法军司令孟托班虽然允许法军带头劫掠，他说“即便200辆车也运不完珍宝”，甚至默许士兵裹皇后丝袍、挂朝珠，但他坚决反对“系统性纵火”，还说法军未参与18日纵火，是英军单独行动；其事后称“火势蔓延非我所能控制”，其日记显示，他更为关注到手的文物价值。

纵火开始了。“10.17工兵布点”，准备燃料，“煤油浸透300处木质建筑”；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手令“彻底焚毁圆明园，作为对皇帝背信的惩罚”，一声令下，英军引爆燃料，“地雷炸文源阁”；以此引燃，而且延烧，更以“火墙阻隔救火路径”；延烧过后，还要补焚，“10.19复查未毁建筑补烧”，要彻底烧毁。目睹于此者曰：“三昼夜火光遮天，仿佛但丁描写的地狱”，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愤怒痛斥的“两个强盗闯进夏宫，一个抢掠，一个放火”。

火烧圆明园

抢劫，从1860年10月7日开始到17日结束。

7日，法军抢先入园，孟托班将军副官保罗·瓦兰实录：“士兵用枪托砸开紫檀柜，金器塞满行军包。”

8日，英军加入劫掠，英军少校吴士礼亲眼所见：“有人为争翡翠花瓶互殴，血溅《永乐大典》书页。”

10-11日，拍卖战利品，随军记者比托拍下照片：抢掠物摆满正大光明殿广场；

15日，焚毁证据，据一位法军工兵日记：“奉令烧毁抢掠痕迹，点燃九州清晏偏殿。”

为何法军抢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法国在圆明园劫掠中的主动性和前导性，与法国大革命对凡尔赛宫的冲击，存在深层心理同构，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子孙，不知不觉，就把圆明园当作了凡尔赛宫，他们没赶上对凡尔赛宫的抢劫，这回赶上了圆明园，岂能放过？抢劫完再放一把火，这岂不就有了“大革命”的感觉？这样回去，他们就可以吹嘘：我等跑来中国，不是去抢劫，而是去“革命”，去用“法国大革命”消灭“中国旧制度”。

法军士兵自有一种“先祖处置凡尔赛”的隐喻在心头，这源于17世纪欧洲“主权羞辱式惩罚”传统，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法国处置德意志诸侯宫殿；或拿破仑战争中，对敌国象征性建筑的摧毁。而圆明园之于西方，早有“东方凡尔赛”之称——传教士曾称“圆明园者，中国之凡尔赛宫也”。

凡尔赛宫与圆明园，作为东西方皇家园林的典范作品，可以说是全球化白银时代形成的两个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它们是18世纪东西方君主专制巅峰期的建筑象征，分别承载了法国波旁王朝与中华大清帝国的政治命运与文化精神，以其不同的文明逻辑诠释皇权，却在历史宿命中，共赴焚毁与革命的双重劫难。

作为权力美学的两极表达，在设计理念上，表现出东西方空间哲学的不同样式——“顺因自然”和“征服自然”。

凡尔赛宫（1661-1710），为勒诺特式几何园林，由造园大师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LeN?tre）创作，其核心，是以几何秩序、轴线对称和透视控制，构建人工化的自然图景。其于凡尔赛宫，则以其“征服自然”的理念，确立以路易十四为化身的太阳神阿波罗雕像的视觉焦点，以3公里中轴线强制透视，表明其王权观念一往无前的轴线控制，彰显绝对王权的理性美学。

其设计密码，为权力美学三原则：以“绝对轴线”形成焦点，“聚焦君主象征”；以“几何切割”，驯化空间，使“自然元素符号化”；以“强制透视”制造幻觉，“无限延伸权力”。

而圆明园（1709-1860），则是权力意志、中西艺术、国匠法式的三重结晶：其政治独尊，为皇帝主导规划，彰显皇权与审美；其技术国粹，以样式雷家族构建王道营造体系；其于文化，融东西于一冶，以中式园林为基底与西洋巴洛克建筑互动。

这是一代王朝的理想国样式，依山傍水，把中原王朝政体放在了江南园林中，还引入西洋潮流，以期融合中西。

如此这般，形成了新的“天人合一”——除了蓬莱仙境和写意山水，还有西洋潮的巴洛克文明样式，重启国朝“九州清晏”——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有“中西合璧”。

凡尔赛花园的康格里夫运河，笔直延伸，象征西方式的绝对权力。而圆明园福海蜿蜒的岸线，与接秀山房“观澜堂”，则通过借景西山，实现“户接西山秀”的虚实相生；1682年，路易十四迁宫廷于此，囚禁贵族于礼仪牢笼，镜厅不仅是《凡尔赛条约》签署地，更以巨窗与镜面，制造“权力无限复制”的幻觉。而圆明园则从雍正到咸丰，五代帝至此“避喧听政”，在“正大光明”殿接见使臣，“勤政亲贤”殿处理政务，将园林化为“隐形朝廷”；凡尔赛宫有东方元素，特里亚农宫尝试中华装饰，收藏中式瓷器。而圆明园则有西洋楼，乾隆命郎世宁设计大水法、海晏堂十二兽首喷泉，首次将巴洛克风格，融入东方园林，虽然仅占全园2%。

就结果而言，凡尔赛还算幸运，还能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而圆明园，却被“科学的放火”化为了废墟，只能让人来凭吊，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帝制理想国的样式，一去不复返。

可这个理想国，建了150年，经历了六代皇帝，还在建设中就被联军一把火给烧了。谁烧的？法国人说不是我们烧的，不信去看凡尔赛宫，我们烧了吗，没烧。为什么？是因为对艺术的尊重，偷可以，抢可以，就是不能烧——那叫毁灭艺术。

抢，可以先下手，但烧却下不了手。法军司令孟托班虽然允许法军带头劫掠，他说“即便200辆车也运不完珍宝”，甚至默许士兵裹皇后丝袍、挂朝珠，但他坚决反对“系统性纵火”，还说法军未参与18日纵火，是英军单独行动；其事后称“火势蔓延非我所能控制”，其日记显示，他更为关注到手的文物价值。

纵火开始了。“10.17工兵布点”，准备燃料，“煤油浸透300处木质建筑”；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手令“彻底焚毁圆明园，作为对皇帝背信的惩罚”，一声令下，英军引爆燃料，“地雷炸文源阁”；以此引燃，而且延烧，更以“火墙阻隔救火路径”；延烧过后，还要补焚，“10.19复查未毁建筑补烧”，要彻底烧毁。目睹于此者曰：“三昼夜火光遮天，仿佛但丁描写的地狱”，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愤怒痛斥的“两个强盗闯进夏宫，一个抢掠，一个放火”。

签了《北京条约》

烧了圆明园，联军不罢休，还声称要以洪秀全来取代清廷，把太平天国当作他们的王牌来打，被俄使劝阻。俄使劝恭亲王奕訢出来议和，俄使同去，乃敢出，签了《北京条约》。

其时，有一位盐商，名张锦文，天津静海人。当太平军进逼天津时，他组织城防和筹款；当皇上毁约，令僧王备战时，他组织长芦盐商为僧军捐资了20000两，其中他一人就捐资10000两，捐弹药5000斤及军需物品。因其与联军打过交道，且颇得中外各方好评，于是，奕訢请他进京，协办议和事务。衮衮诸公不及一位商人。

谈判期间，张锦文周旋于清廷和外国使团之间，建议并促成清廷用外国雇佣军对付太平军，“常胜军”便因之而生。

签约以后，英、法联军尚有7000余名屯于天津，英军屯于海河西岸，法军屯于海河东岸，两军相对，虎视眈眈。

条约规定天津为通商口岸，条件与别口无异。

英国参赞巴夏礼乘机提出“欲在天津城南采择地基，为将来英商屯货之所”，并自行在津城东南紫竹林一带，勘丈空地，并划定租地的四至范围。其范围，自紫竹林起，至大井庄，长315.5丈；自紫竹林沿河起，至海大道，宽115丈；自大井庄河沿起，至海大道，宽71丈；面积共计为489.025亩。四至地边界处，各立石柱，书“大英看定地基”。

法国圈地亦如法炮制。租界虽然早已出现，1845年，英国就通过《上海租地章程》取得了在中国内部划地立界的权力，并建立起第一个租界。但那远在上海，做皇帝的可以睁只眼闭只眼，难以心安理得，尚能苟且偷安。可是，连天津也出现了租界，皇上卧榻之侧，夷人已然入室，是可忍，孰不可忍。租界的出现，是天朝上国失败的标志。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此一役，所谓天朝才算真正看清了自己，开始了“师夷之长技”。

夷人了解了中国文化，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有个“天下”。在天下里，有两种对立的政治文化，一个是“夷”，一个是“夏”。按老例，“夏”为中心，居于中国；“夷”在化外，觊觎中华。而中国的使命，就是“以夏变夷”，使之同化。如果反了，“以夷变夏”，那就不仅是亡国，更是亡天下了。顾炎武说过，亡国可以，国是王朝；亡天下不行，天下是文化。过去的夷人只要国家，不要天下。进入中国，便为中国所化。堂堂中华，虽有亡国，却从未亡天下。而新世界的夷人，他们不要国家，只要天下。他们带来了一整套世界观，要中国走出天下，进入世界，接受西方文化。

他们不称“中国”为中国，而称“中国”为“China”。他们强迫中国人看世界地图，告诉中国人：中国不中，大清不大，地球是圆的，根本就没有“中国”，这岂非要“亡天下”？在《中英天津条约》里，英国人再也不许清政府以“夷”来称呼他们。

如果硬要坚持天下观，那天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于是，中国移位，强者居中，到头来不知谁是夷，谁为夏。

天朝上国的天子，只好放下了自嗨的天下观。

在天下观里，天朝上国只有“剿夷”和“抚夷”两种思路。而《北京条约》，却逼着清政府面对西方的世界观。而且，是作为一个战败的主权国家来承担战争责任，接受战胜国的制裁。这样的规矩，在天下观里，未有先例。

按照天下观的规矩，统一是绝对的原则，而统一的手段，则是兼并。对立双方，互不承认主权，战胜的一方，也从来不会适可而止，他们总是乘胜追击，吃掉对方，进而统一天下。

天朝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的，利可以让，而义不能丢。天朝不怕好利之夷，就怕好义之夷。好利之夷，浅尝辄止。好义之夷，则要你的命根子。天朝地大物博，不怕让利；而王权唯一，决不能让。这便是所谓“春秋大义”——王权主义的天道根柢。

好在夷人对王权不感兴趣，他们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不循改朝换代的老例。有了避难热河的经历，咸丰帝再也不能像道光帝那样，埋头去编什么《大清一统志》修补他那摇摇欲坠的天下，他也要睁开昏聩的眼睛，从天下观里走出来，去看看世界了。

皇帝的临终关怀

谈到这位咸丰皇帝，他还真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联军打来时，他曾下过勤王诏。曾国藩闻诏，悲不自胜，驰折奏称：我恨自己军威不振，刚接手皖南防务，徽、宁二地就接连失陷，又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愧且愤，涕零如雨。故其建议，他和胡林翼二人，可饬派一人，带兵北上，以雪天愤。

又函致胡林翼，提出“北援之议”八条。其时，尽管江南战局吃紧，曾国藩命左宗棠部迅速转战，筹备北上。

可咸丰帝要强，他咬紧牙关硬是挺住了。谕曰：皖南、北地，都是吃紧的时候，你们一旦北上，就难保逆匪窜扰，殃及完善之区。江西、湖北两地我都很担心，你们好自为之，都不要来京。还勉励曾国藩：你刚接皖南防务，就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但毕竟还是筹划不够周密，要马上振作军心，再接再厉，勿以一挫之后，即损军威。自始至终，皇上未从江南调一兵一卒。

山西巡抚请西巡，官文请皇上驾陕，他都不动。此时，一动不如一静。皇驾一动，劳民伤财。当初，谋幸热河，尽括京城车马，使人心大震，官民纷纷徒行避难。不得已，还宫，命发还车马，人心稍定。通州一失，他轻驾而走，居热河而望京城。他不能再走了，夷军驻京，江南还有战事，他要扭转乾坤。

他不能扭转夷人，只好扭转自己，使自己从林则徐的影响中走出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转，臣下跟着都转，从主战转向主和。一个“和”字，带来了根本的转机。

从此，联夷剿匪，洋务随之兴起。洪秀全错失了的良机，被曾国藩一手抓住，作为其杀手锏，予对手致命一击。此后，他守定一个“和”字，并将这“和”字诀，传给了李鸿章。

咸丰帝在热河准了奕訢、桂良、文祥等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紧接着，那些外国公使们就开始驻节北京。

咸丰帝如芒在背，因从未有过，他一拖再拖。拖来拖去，拖到了1861年8月，咸丰帝病逝。

逝前，立6岁载淳为帝，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幼帝。同时，又将“御赏”“同道堂”两印分赐慈安太后（皇后钮祜禄氏）和慈禧太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规定诏书，需加盖双印生效，形成了权力监督机制。

1861年9月，慈禧授意御史董元醇上奏，请太后垂帘听政，遭八大臣以“祖制无此先例”直接驳回，甚至当庭呵斥，致幼帝惊恐失禁，这就导致了两宫太后与八大臣之间的矛盾。而朝廷回京，京城已由恭亲王奕訢主事，故八大臣又要排斥奕訢。

奕訢以奔丧为名，赶至热河行宫，与慈禧密谋后返京，联合兵部侍郎胜保掌控京畿军权，僧格林沁亦暗中支持。

不久，两太后携幼帝间道回京，灵柩由肃顺等另路护送。两太后车驾抵京，旋即召见奕訢等，次日发动政变。其步骤与时间安排如下：第一步，分路回京，10月26日，慈禧携幼帝与慈安由小路提前返京，命肃顺护送咸丰灵柩走大路；第二步，各个击破，11月1日，慈禧抵京，次日，即以“擅改谕旨、阻挠垂帘”为名，逮捕载垣、端华；派醇郡王奕譞赴密云，抓捕肃顺，肃顺于睡梦中被擒；第三步，痛下杀手：11月8日，载垣、端华赐自尽，肃顺斩首示众；其余五大臣，均革职流放。

此次政变，一击而成，在于当时舆论纷纷，追究联军入侵、圆明园被焚责任，以“不能尽心和议”归咎八大臣。

还有就是权力合法性的变现，利用“御赏”“同道堂”印章合法性，抢先发布诏书，使政变具有“法理”依据，以此形成一个垂帘同治的权力架构：慈禧——“旨出中宫”，慈安——“东位盖章”，再交枢廷议政王奕訢，由奕訢交总署、六部执行。

授奕訢为议政王，改年号为“同治”，即两宫同治，亦喻母子同治、叔嫂同治、君臣同治之意。慈禧太后以同治为名，结成了统一战线，而有后来中兴气象。但当叔嫂反目，母子成仇，由“同治”而欲独裁时，清朝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衰落。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