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设计的手机卖了1.5亿台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我不是特别喜欢电子产品的人，但我非常热爱设计本身。”

时晓曦今年44岁。他的衣着简洁，多是剪裁利落的深色衬衫或外套，没有多余装饰。

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他的语速和缓，但聊到具体的设计思路或某个产品细节，他会明显兴奋起来，饶有兴致地介绍手机上一个面板突出的细节，或接口位置的特别之处，抑或是一种颜色在不同光线下的变化。

外出途中，时晓曦经常会停下来，一副耳机、一支笔、一块手表，或是一件并不起眼的工业产品，都会被他端详许久。他会当场在手机里记下几行文字，回头整理成短文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到现在，他已经持续更新了上百篇，汇集成“这个设计为什么好”系列，颇受好评。

这位从新疆走出的工业设计师，曾是诺基亚最年轻的设计专家之一，他主导设计的“街机”诺基亚1200全球销量突破1.5亿台，至今仍是消费电子史上最畅销的手机之一。除此之外，他也是首位在同一年包揽红点、iF、IDEA与G-Mark四大国际设计奖项的华人设计师，G-Mark最年轻的评审委员之一。

然而，在他的家里，几乎看不到任何电子产品的痕迹——没有堆叠的智能音箱，没有炫目的屏幕墙，只有安静的空间和几件亲手打磨的器物。

二十年后，他频繁往返于美国与深圳，经常在深圳周边的工厂一住就是三个月，蹲守一道工艺、验证一种新材料，或者把一个不可能的创意一点点磨成现实。从洛杉矶全球设计工位，到华南潮湿闷热的车间床铺，时晓曦做的是同一件事，设计，只是类别变得更加广阔。

功能机的“黄金年代”

2006年，北京的一个清晨。

时晓曦刷卡走进诺基亚中国总部的设计办公室。那是整栋大楼最隐秘的一角——顶层尽头，仅对极少数设计师与高管开放。彼时的诺基亚，将设计与工程、市场并列，设计总负责人直接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在消费电子行业，这极为少见。

两年前，他刚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清华美术学院毕业，成为诺基亚大中华区首批正式签约的本土设计师。对他而言，这是一场提前降临的幸运，进入那个时代最庞大的消费电子公司的设计体系，即将经历它最细致入微的训练。

那是功能机的黄金年代。iPhone尚未问世，安卓还在实验室里酝酿。手机不是互联网终端，而是“手电筒、日历、相机、闹钟”的集合体。按键、滑盖、旋盖、折叠……形态之争激烈上演，硬件仍是决胜的关键。

诺基亚、摩托罗拉、LG、索尼爱立信这些名字是当时毕业生心中的大厂。而2006年的诺基亚，正处巅峰：全年销量突破4亿部，全球市占率高达40%，几乎是第二名摩托罗拉的两倍。

时晓曦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内部无人问津的“冷门”——诺基亚1200。一款售价极低、功能极简的入门机。“没预算，也没资源支持。”他回忆，“但我无所谓，有项目做就好。”

设计空间近乎为零：外壳只能用塑料，按键限定硅胶，不能用金属，也不允许复杂模组或高价工艺。每个零件的选择都要精确到几毛几分的成本。正是在这种极限压缩中，他第一次意识到：工业设计不只是关于美，更是关于控制。

令人意外的是，这台不起眼的设备，最终成为诺基亚历史上最成功的产品之一——全球销量超1.5亿台，至今仍位列全球手机销量Top 12。

他记得一个微小却关键的决策：屏幕盖板采用正面印刷还是背面印刷？前者通透细腻，但全球仅一家日本供应商能完成；后者稳妥，但效果平庸。当他坚持选择前者时，供应链主管找他谈话：“你确定吗？这款手机可能卖几千万台。如果日本地震，我们连一台都出不了。”

这是消费电子行业最典型的警告：一个微小的设计选择，可能影响的不只是工艺本身，还涉及地缘风险、制造排期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度。

最终，诺基亚尊重了他的判断，直到第二代产品才更换方案。在一个以工程效率著称的巨头公司中，一个二十出头的华人设计师决定了关键工艺。这在今天听来，近乎不可思议。

自那年起，他随诺基亚的体系走遍世界。在芬兰学习设计文化，在深圳了解供应链与成本，在非洲和印度观察手机如何嵌入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有人靠它照亮夜路，有人用它记录农作时间。按键一体化程度、LED亮度、电池续航……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世界的回响。

这段经历，是他第一次深刻理解，设计师的判断，不只是关于美学，更是关于供应、成本、工艺、风险与文化的交汇。手机并非一件产品，而是被世界塑造、又反过来塑造世界的产物。

他也参与制定诺基亚的设计语言规范。其核心是著名的3F原则：Fix（不可更动）、Flexible（有限调整）、Free（自由发挥）——先确保结构与系统稳定，再谈视觉个性。每季度，团队需向总部汇报设计语言的演进：从按键造型、机身比例，到界面动效的节奏。

对时晓曦而言，诺基亚不只是公司，更像一座系统性与感性并存的“设计学校”，设定了边界，也留出了自由。他能在毕业之初就负责完整项目，也能在全球化流程中沉淀出自己的方法论。

“那几年，像把我从学生变成了一名真正的设计师。”他说。

智能机的时代从身后掠过

2007年，iPhone横空出世。外界视其为智能时代的起点，但在诺基亚内部，许多人清楚：苹果并非先行者。多点触控、系统整合、App生态、UI优化……诺基亚早已尝试过。

“问题是，他们不相信对方能做得比自己好。”时晓曦说。这种自信深植于当时的管理层信念中，他们认为诺基亚才是定义了手机的巨头，而苹果，不过是个从MP3起家的“圈外人”。

彼时，他已被调往美国，担任诺基亚北美CDMA手机设计主管，主导一个代号“Winner”的项目：与安卓合作开发首款CDMA智能手机。团队士气高涨，原型机已具备上市能力，安卓团队全部到位。项目名亮明期待，这会是诺基亚的第一台安卓机。

但它最终倒在了一个微小到荒诞的节点：一个网络适配问题无法在窗口期内解决，项目被迫叫停。多年后回想，时晓曦仍觉得，那可能是他设计过的“最好的一台手机”。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塞班、MeeGo、安卓合作、微软联盟……诺基亚每一步都做了，却每一步都慢了。系统的崩塌，从来不是某个错误决策，而是无数细节错位的叠加。

总部固守旧渠道与成本优势，而年轻设计师们早已买来几代iPhone把玩。“大家以用iPhone为荣。”那种滑动联系人、双指缩放照片的体验，至今让时晓曦印象深刻——“像魔术般的交互方式”。

外部世界已换道，他们却仍在旧轨道上做看似正确的事。

诺基亚最终押注微软，但为时已晚。Windows Phone行业评价不差，却没有开发者愿意再为IOS和安卓之外的系统额外投入时间。“你打开手机，一切都挺好，直到点进应用商店的那一刻，发现什么都用不了。”时晓曦说。

曾占全球近40%份额的通信帝国，几步之间跌出舞台。2013年，手机业务亏损52亿欧元，市场份额跌至3%，以72亿美元被微软收购，黯然谢幕。

黄金时代的尾声，没有告别仪式。时晓曦形容：“那感觉像是在一台正在下行的电梯里拼命向上跑，你以为自己在进步，实际上只是延迟触底的时间。”

后来他慢慢明白，发生变化的不只是一个品牌的命运，而是整个行业的叙事逻辑。手机不再是一台通信设备，而变成了一块承载操作系统和生态体验的屏幕。

在功能机时代，外形即灵魂——消费者通过按键手感、滑盖方式、配色弧线辨认品牌。但当智能机普及，连接变得唾手可得，用户的注意力转向短视频、社交、推荐算法与应用商店。

这一切，几年后也悄然在另一家公司发生。2019年，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离职。他几乎一手塑造了iPhone、iPad与Mac的工业语言，是“现代感”的代名词。但在他离开后，大屏趋同、边框消失、模组统一，留给设计的空间越来越小。硬件退居二线，设计被系统和算法吞没，成为生态的附庸。

在辉煌年代，华强北是最真实的流行风向标。“每次来深圳出差，看完工厂都会去华强北转转。”他说，哪款机型被山寨最多，是最直接的用户反馈。诺基亚5000、6000系列曾是摊位上的热门模板。即便多年后重返，那些山寨版5000仍摆在显眼位置。“虽然是件不对的事，但你可以理解为黑白两道的双重认可。”他笑着说。

时晓曦早已离开手机行业，偶尔在展览或演讲中被提及。但他不再执念于“手机”这个载体，而是在多元尝试中重新寻找设计的意义。“硬件会退场，品牌会更替，连世界也可能突然转弯。设计师最怕的，是视野变窄——不敢想，就更不敢做了。”

剪除偏见

告别诺基亚后，时晓曦没有转行。他仍在做设计，只是尺度变了。不是为一个产业的未来画草图，而是在一个手环、一把椅子、一种材料的反复试验中，构建自己的设计理念。

他最满意的一件3C作品，并非那台卖出上亿部的1200，而是在华米（Zepp.NYSE）主导的一款智能手环Amazfit。那时他已从业十年，正是经验充足的时刻。

那是一款极致简洁的设计：无屏幕、无按钮、无接口，通体陶瓷，洁白平滑，形似中国传统“平安扣”。乍看之下更像饰品，少有人一眼认出它是电子产品。

灵感来自他在新疆的童年记忆，那里的人习惯佩戴玉石。设计草图只用了两分钟，但为验证制造可行性，他在华南几家陶瓷厂辗转几个月。

陶瓷是一种偏执的材料。它对模具精度、烧结温度、误差容忍度的要求远高于塑料或金属。最终他们采用无线充电、隐藏拼接与蓝牙通讯结构，把两片不等尺寸的陶瓷件严丝合缝扣合，连接缝都几不可见。

这款产品没有大卖，却获得了2016年德国红点奖和iF设计奖，在业界小范围“出圈”。许多3C设计师买来研究它的工艺细节。“这是我最满意的作品，”他说，“我们把‘挑战经验’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

也正是从那时起，他真正意识到：设计的边界不在图纸上，而在工厂里——在材料的物理性中，在一个团队是否愿意一起超越“限制”的状态里。

“你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去看工厂今天在做什么。”这句话，他反复说。

他开始频繁穿梭于深圳与美国之间，把“跑工厂”当作保持灵感的方式。甚至曾在针织厂住上三个月，只为研究一项新工艺。“下一个世界级的设计大师，一定会出现在中国。”时晓曦坚信这一点，在那些尚未量产的模具、仍在研发期的材料里，他看见了未来的消费趋势。

年轻时，他也曾对制造端怀有傲慢——像许多设计师一样，以为好设计要去欧洲找灵感，必须匹配顶级工厂与顶尖团队。可真正走进车间，他才发现：匹配比名气更重要。最先进的工厂未必有耐心；反倒是某些中型工厂，因节奏相近、语言通顺、团队弹性强，更愿意配合尝试。

正是这种与制造端长期而真实的磨合，重塑了他的设计路径。他逐渐形成“材料驱动、制造优先、趋势早于视觉”的工作方法，不再追求先锋炫技，而是聚焦落地与合理。

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相处的设计主管，”他坦言，“以前总下意识说‘这不是五分钟就能做完吗？’”后来，他学会了放下预设。他把这种自我修正称为“剪偏见”——像园丁修枝一样，一点一点放下固执、尊重差异。

这份主动的修剪，也改变了他对年轻人的理解。在设计项目之外，他还担任许多高校的教学和设计辅导职责。自2015年起担任清华大学X-Lab创业设计导师以来，他几乎从不给年轻设计师提建议，甚至反感“建议”这个词本身。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关键在于尽早发现它，投身于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而非追随潮流。

他常说，AI对年轻设计师就像Photoshop，是这个时代的标准工具。他自己虽是业内最早熟练使用AI辅助设计的人之一，但年轻人的作品仍常让他惊讶。“有些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会像回到小时候，很开心——不再是无聊的大人。”语气里是纯粹的惊喜。

“我们这一代的路径，放在今天完全不成立。连我自己的工作流，三个月前和三个月后都不是一个样子。”他宁愿把代际合作理解为“彼此学习”。年轻人理解这个时代，他理解此前的时代。把两个时代拼在一起，或许就能做出更好设计。

他认为，做设计最怕的不是技术落伍，是视野变窄。当你开始本能地对新东西不耐烦，开始不愿意理解另一个时代的语言，那就是危险的信号。“设计师一旦不敢想，就不可能再做”。

也因此，他早已回避设计师之间的聚会，大家想法太像，吵起来也没结论。反而更愿意和非设计背景的人一起工作，不同视角能帮他保持视野的宽度。他越来越认同，行业内部的共识，放到外部，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有趣的是，时晓曦不是极客。他记不住参数性能，工作十几年一直用13寸笔记本，至今没用过大屏工作站，他的手机是iPhone 16e和一台几乎淘汰的iPhone 11。他不收藏自己做过的产品，也不沉迷科技消费。他的家，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3C设计师的居所。他更倾向把设计当作艺术，为生活赋予某种合理的形状——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必须被这些形状填满。

2025年11月，诺基亚宣布申请从巴黎泛欧交易所退市。

看到消息时，时晓曦正在深圳美术馆参观深南大道回顾展。他本打算随意走走，临走前却被一个展柜吸引——里面静静躺着一台功能机，正是他当年主导设计的诺基亚5000。那一刻，他仿佛听见旧时代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