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困局何解？富达郑任远：制度缺位才是真风险

在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持续承压、第二三支柱覆盖面有限、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活跃度不足、居民长期投资意愿薄弱、资本市场缺乏稳定长钱流入机制等多重因素叠加下，中国养老金融体系正面临制度设计滞后、产品供给错配与投资者行为偏差相互交织的深层次结构性挑战。

富达投资大中华区投资策略及业务资深顾问郑任远指出，问题的核心并非投资者缺乏知识，而是制度设计未能顺应人性。他直言：“美国花了40年才明白，不能指望人理性；中国没有40年时间重走弯路。”这一观点直指当前国内养老金融推广中过度依赖投资者教育的误区。郑任远以美国养老金制度演进为例，提出“默认机制+产品适配”才是破局关键。他强调，通过立法确立“自动开户、自动投资、自动递增”的三自动原则，并搭配目标日期或目标风险基金作为默认选项，才能真正实现长期资金的稳定积累。如今，这一理念正通过富达与国信证券的合作在中国试点落地，将交易行为转化为养老定投，用“无感参与”对抗人性惰性。这不仅是一次产品创新，更是一场制度层面的预演。

默认机制 对抗人性惰性的制度设计

郑任远曾于1996年首创目标日期基金，如今已成为全球养老金配置的主流工具。他认为，中国养老金融体系建设可以借鉴美国经验，但不必重蹈其四十年试错覆辙。

美国养老金体系最初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结果却证明“投资者教育效果有限”。富达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每年投入超过2亿美元进行投资者教育，包括建立大型印刷厂分发彩色材料。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数据显示仍有78%的客户将大部分资金押注于互联网股票。

“我们不是没有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郑任远说，“但人不是理性的。”

这种理性假设的失败，促使美国进行制度性反思。郑任远总结，投资者教育的核心是风控，而绝大多数风控措施都是反人性的。人性倾向于趋吉避凶，而风控要求“卖掉一些赚钱的，买入一些亏钱的”以实现平衡，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到10%。长达十几年的高昂教育投入，并未能有效扭转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一家高科技公司首次将富达的目标日期基金设为401(k)计划的默认选项。结果出人意料：92%的员工未做更改，被动接受了长期投资安排。这一实验揭示了一个关键逻辑：默认不是剥夺选择权，而是利用人的惰性实现更优结果。2006年，美国通过《养老金保护法》正式将“三自动一保护”写入法律，自动开户、默认投资于合格默认投资替代品（QDIA）、储蓄率自动递增。法律同时赋予雇主选择合格管理机构后的免责权。制度实施后，超过90%的员工选择留在默认选项内。

郑任远表示，这意味着养老金融的关键不再是改变人性，而是用制度“让人忘记自己在投资”，将人性的惰性从短板转化为长板。2022年SECURE 2.0法案进一步强制所有二支柱计划采用默认机制。

产品落地 从FOF到“类默认”的本土化尝试

制度之外，还需要产品来做支撑。在美国，默认机制的成功离不开目标日期基金（TDF）和目标风险基金（TRF）的产品支撑。这两类产品合计管理资产已超4.5万亿美元，成为养老金市场的压舱石。

目标日期基金是郑任远于1996年在富达首创的产品，其核心设计理念与默认制度高度契合。这类基金根据投资者预设的退休日期，动态调整资产配置结构，早期偏向权益资产以追求增长，后期逐步转向固收资产以控制风险。郑任远强调：“目标日期基金是为默认制度量身打造的东西，因为默认的核心是使个人投资人无感。”

在操作层面，富达坚定选择FOF（基金中基金）结构来实现这一目标。郑任远用“交响乐团”来比喻FOF的结构：不同大类资产如同不同声部，各有其特性；基金经理则如同音乐总监，负责将所有声部调和成表达统一主题的和谐乐章。他指出，如果没有FOF结构，面对每日持续的资金流入和数百个投资标的，基金经理将陷入选择困境，整个风控体系也难以维持。

这一结构历经近三十年市场检验。从1996年10月富达发行首只现代目标日期基金以来，该类基金在美国经历了多个市场周期，资产规模从零增长至近万亿美元。郑任远指出，FOF的成功不在于短期内跑赢指数，而在于其长期纪律与风控能力。他强调，一个合格的FOF首先要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在美国，首要目标就是养老，其次是子女教育。这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产品设计，是养老投资能够持续的关键。

在中国，富达正通过产品与合作双线推进。2025年11月，富达任远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FOF正式获批，成为首家推出养老目标基金的外资新设公募基金公司。该产品采用目标风险策略，基准包含恒生指数、标普500和黄金，是首支在业绩比较基准中明确纳入海外指数的养老FOF基金。

更具突破性的是与国信证券的合作。2025年10月，富达基金宣布与国信证券共同推出“国信—富达蔚然养老服务”，借助行为金融学的设计逻辑，通过“默认+类定投”机制的创新试点，将养老投资转化为轻量、无感的体验，以助力投资者开启并持续推进养老储备工作。此次合作也标志着双方在养老金融领域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为推动构建完善多元的养老金融体系贡献力量。

郑任远坦言，他期待通过试点积累真实数据，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持。

这一尝试的背后，是对一个更深层逻辑的呼应：美国股市之所以能实现“牛长熊短”，养老金融提供的长期资金是关键支撑。自2006年默认机制立法以来，二三支柱每年以12%—15%的速度增长，源源不断向市场注入专业管理、纪律投资的“长钱”。数据显示，约50%—55%的养老金资产配置于股票市场，且极少因短期波动赎回。这种稳定流入不仅成为市场“压舱石”，还在2020年疫情暴跌中起到封底作用，加速了后续反弹。郑任远强调：“没有制度引导的长钱，很难有真正健康的资本市场。”

若中国也能建立起类似的养老金长钱机制，其意义将远超市场稳定本身。稳定的长期资本不仅能平抑A股高波动性，更有望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穿越周期的耐心资本。正如美国养老金深度参与半导体、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成为硅谷崛起的隐形推手，中国若能将数亿劳动者的养老储备转化为对本土科技企业的股权支持，不仅有望孕育属于自己的“伟大公司”，还将重塑“国家队+市场长钱”双轮驱动的创新生态。

全球配置与长期主义 养老资金的底层逻辑

郑任远认为，养老投资的本质是跨周期、跨地域的风险管理。他指出，若将全部资产集中于单一市场，等于承担无法分散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全球化配置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富达任远FOF的全球多元框架涵盖股票、债券、实物房地产乃至另类资产，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但他也强调，当前真正拥有全球投研能力极为稀缺，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超过个位数。“不是看几个海外ETF就算全球化，而是要有本地团队、深度研究和风控体系。”富达在全球25个地区设有办公室，其基金经理对各市场有直接判断力，这也是其能将世界多地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和医院建筑等非标资产纳入组合的基础。

养老金融的本质，不是教育投资者如何理性，而是通过制度设计顺应人性。郑任远与富达的实践揭示了一条路径：从目标日期基金的结构创新，到默认制度的系统性嵌入，再到立法层面的保障，这三者共同构成养老金融的“稳定三角”。尤为重要的是，对中国而言，借鉴美国经验并非照搬产品，而是理解其背后的制度逻辑：用立法保障默认机制，用专业产品承接长期资金，用全球视野分散风险。当前试点虽小，却指向一个更大命题，如何在人口结构不可逆变化的背景下，构建一个不依赖个人理性的养老金融生态。正如郑任远所言：“美国人摔过的坑，咱们不必再摔。”而这条路，不仅关乎金融体系的成熟，更关乎社会稳定的根基。

这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命题。而当数亿人的养老储蓄真正转化为支持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资本，中国资本市场的“长牛”与“伟大公司”的诞生，或许才真正具备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