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冶城到福州，2200年古今折叠的有福之州

文博时空 作者 王娟 福州有2200年的建城史，古今重叠于一城，历史层在这里叠加与延续。

北宋年间，在福州当官的蔡襄、张伯玉组织老百姓编户植榕，据说当时人们走在满城榕树荫下，可“暑不张盖”，福州因此又称“榕城”。

“闽在海中” 建都东冶

《山海经》曾有“闽在海中”的记载，福州先民随海平面的垂直升降，在闽江下游沿岸台地迁徙聚居。公元前334年，强楚兴兵灭越，勾践的后裔入闽与当地土著融合为闽越族，后因襄助汉室倒秦伐楚，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册封无诸为闽越王，建都冶城，也叫东冶。这也是《史记》里记载福州最早的建城时间。

走进位于福州屏山东麓的冶山，一池碧绿的清波荡漾着树影。相传，春秋争霸，越王曾聘欧冶子铸剑。遍访山河的欧冶子，在冶山找到了最佳的铸剑之所。这一汪池水，因而得名“欧冶池”。闽越国都城名字中的“冶”，亦源于冶山的欧冶池。

闽越王城仍保留着闽越族的干栏式建筑风格，架空铺木地板，但受汉文化影响，有些地方已开始采用地砖，即在夯土地基上，铺排大型排水管道与菱形纹铺地砖。有些绳纹瓦内侧的乳钉纹上，压印有“蛇头纹”，虎凤呈祥纹“万岁”瓦当和“万岁未央”瓦当中的箭簇图案，都是闽越族人特有的标识。

公元前110年，闽越国因叛乱招致汉武帝“灭国迁众”“以虚其地”,闽越王族和民众迁往江淮地区。

有福之州 从何而起？

晋太康三年（282），置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原本计划修缮闽越故城作为郡城治所，招抚昔民子孙，但待他到任后，见旧城狭小，不足以聚众，就打算着手选择新址。

相传风水学的鼻祖郭璞给严高指点迷津，此间的海水将慢慢退去，沧海可变为桑田，未来这里将能聚集更多的人居住；有树才有鸟，有树鸟才有优美的居住环境，绝对不能毁坏林木花鸟；城前面有乌石山和于山两座山，就像是双眉，必须保护山上树木，如此，才能建造出有福之城。

严高大喜，当即着手建晋安郡城。北起今鼓屏路小山阜（钱塘巷口），南至八一七北路虎节路口（东街口附近）；东起湖东路丽文坊口，西至鼓西路渡鸡口。设南门、东门、西门、东南门、西南门，城外均有护城河，规模较冶城为大。

同时，严高疏导西北面山上的水流，利用因筑城取土而被掏深的城郊洼地，开凿成福州西湖，长有二十里，既防涝又防旱。西北山上溪水汇集湖中，灌溉农田。福州城从此成为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安居福地。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其中以“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为代表，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从此至李唐王朝600年间，福州城的名字先后从闽州、丰州、建州、泉州，至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因“州西北有福山”最终定名“福州”。

闽都福州的“国际化”进程

自欧冶池沿蜿蜒的石板路，来到冶山之南，唐元和八年（813年），刺史裴次元曾在此辟马球场，并立《球场山亭记》石碑庆贺。唐代历朝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的提倡者和参与者。唐玄宗还曾专门颁诏，将马球作为军队训练的课目之一，培养士兵们精良的马术，并提高其协调性与团队作战精神。深受长安文化的熏染，熟稔园林营造法式的裴次元，别出心裁地利用冶山自然地形，以园林山水、亭台楼阁环绕马球场，将军事训练、体育运动和风景游览相结合，相映成趣，独树一帜。

马球运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裴次元马球场落成碑文亦有提及“……迩，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人物有……”意思是这时候的福州常住许多海外来的人，使福州当地的风俗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唐末五代，福建造船业发达，已能制造长二十丈、载人六七百的远航大船。据说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亦曾派人到福州置办粮船，准备在此出洋。

唐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福建局势日趋稳定，凭借东南沿海独特地理优势、航海技术的进步，与众多海外国家都有往来，很快成为唐代贸易大港。马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流行起来的。它自波斯传入，又称“波斯球”。唐代骑兵强盛，皇帝们多热衷于马球运动，在皇室的倡导下，这项运动很快在全国风靡。

福州素有“三山两塔”，屏山、于山、乌山和乌塔、白塔。其中于山上的白塔和乌山上的乌塔留有许多闽国王氏政权的烙印。五代十国时期，闽王王审知善政，一方面稳固城池，与中原王朝、邻近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尽量避免战争，另一方面，巩固人心，选贤任能、减省刑法、珍惜费用、减轻徭役、降低税收，令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经济。

三十年间，在中原的熊熊战火中，闽王所辖境内，却能安然发展农业生产，江海通津，帆樯满洋，一片安定和平。晚唐天复年间，王审知在原“晋、唐子城”城墙外围创筑罗城（指城外的大城）四十里，开挖城壕，形成“子城”与“罗城”二重相套防御态势。时隔数年，又筑南北夹城，把屏山、乌山、于山、白塔、乌塔等制高点全部连在城中，提高了福州的防御能力。据说，福州城在五代后期，曾受十几万南唐军围攻，却年余不克，都得益于王审知对福州城的修筑。

刘华（896年－930年）是南汉国南平王刘隐的次女，封清远公主。公元917年，刘华嫁给了闽王王审知的次子王延钧。为庆两国结为秦晋之好，除金银、香药、犀角、象牙、珍珠、玳瑁之外，南汉国主还特意送来了三件源自古波斯地区的稀世珍宝——孔雀蓝釉陶瓶，陶瓶状如硕大的橄榄，通体孔雀蓝釉晶莹瑰丽且神秘。该样的陶瓶一般用于盛装油、香水、饮品等液体类物质，这种长瓶最早往往穿绳背运或是挂在动物身上驮运，因此，人们也会在这个陶瓶肩部堆塑装饰有环耳及绳纹。

王审知据闽至王延钧称帝的四十年中，福建境内较为安定，十分重视海外通商贸易。闽王发“蛮舶”到海外经商，大大推动了福州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又因其境内的安定、地处东南沿海，具备海外交通天然优势，亦能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沟通南北海上联系，扩大与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的贸易。

五代十国时期，福州设立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机构，标志着海外贸易已由官办的“朝贡贸易”转变为民间的“市舶贸易”，福州海外贸易规模空前发展。大量的海外商品经福州港转销中国内陆，福州港成为“波斯货”进入中国的转口贸易重要港口。

人文璀璨的两宋时期

1068年，程师孟以光禄卿出任福州太守，修建了原有城墙，还扩建东南隅，城周长950丈，厚4丈。

从乌塔绕到乌山脚下，拾级而上，这是程师孟曾与陈襄、沈公仪等人游览乌山走过的路。彼时，风雅的宋代官员士绅们，都认为此山可比道家的蓬莱、方丈、瀛洲，遂改名“道山”。

据说程师孟搜访考证了山上三十三景，核定各景名称如“天章台”、“冲天台”等，均用篆书写，刻在岩石上，又增建了“道山”等三景。旧的加上现在有的，称为“乌石山三十六奇”。

我仿佛看见程师孟命人在乌石山建道山亭的场面。据《乌石山志》记载：在天章台左，前际海门，回览城市，可比道家蓬莱、方丈、瀛洲，因篆书镌“道山亭”三字，元丰二年（1079年），请当时福州太守曾巩作《道山亭记》，林希书而勒诸碑，使道山亭随曾巩大名，流传千古。

两宋时的福州堪称人文荟萃、熠熠生辉。书法家蔡襄知福州5年多，修复古五塘，灌溉稻田；拓宽晋安河，形成福州第一条贯穿城区和郊区的南北“大运河”，疏浚西湖并疏导城内河道，构成四通八达的水网，第一次将内河与闽江连接起来，形成内外纵横、江潮互通的水网格局，解决了城市供水、防火、防涝、污水处理等问题，还促进了水路运输和水产养殖，大大提高了福州城市功能和文化品位。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十次来福州讲学，“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闽都文化达到鼎盛，官学普遍设立，书院大量涌现。两宋时期，福州进士1339人，位居全国第一，文武状元共21位，涌现“三科三状元”“六子科甲”“五子登科”“一榜三鼎甲”等科举奇迹。

宋时闽人入朝为官者众，当时福州的文儒坊已存在，此巷“初名儒林，以宋祭酒郑穆居此，改今名”。郑穆任国监祭酒，是国家最高学府的重要官员。由虎节门南至利涉门两侧，东侧坊名为使旌坊、旌隐坊、骁骑坊等多为唐宋兵营或武将宅邸，西侧坊名为郎官坊、兴文坊等文官府第，可见那时的三坊七巷，已是文武官员汇聚的地方。

1276年，南宋首都临安失陷，益王赵昰、广王赵昺辗转逃难到福州林浦，不久后，文天祥等将领也从温州赶来福州支援。福州一时成为南宋朝廷抗元救亡的中心，并留下一座世界最小的皇帝行宫遗址，即林浦泰山宫。走进这座宋帝行宫，虽小却不失精美，然而，想起南宋小朝廷最后的结局，心中难免悲怆。

面朝大海 通达四方

洪武二年（1369年），海寇侵境。若不建高而厚的城墙，难以抵抗来侵略的海寇。据说明朝开国之初，驸马王恭于洪武三年在福州主持修建“府城”。王恭所修福州府城，城墙用花岗石砌筑，北跨越王山，南绕乌石山和于山南麓。四围约19里，城墙高2.1丈多，厚1.7丈，设7个城门。站在他修建的屏山镇海楼上远眺，这座昭示闽人雄心壮志的镇海楼后来逐渐成为明清时期海外船只进入福州时所参考的重要航标，其中就包括伟大航海家郑和的船队。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先后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的郑和，每次都在长乐的太平港驻泊，补充给养，修造船舶，招募水手，伺风开洋。宣德六年（1431年）五月，郑和在长乐港铸造铜钟祈保西洋往回平安。这口铜钟高84厘米，口径50厘米，重154斤，钟面铸有铭文54字。钟体顶端是双龙蟠绕形钟钮，钟肩饰十二组云气如意纹，腹部以云水波浪纹为主，上部环绕八卦纹并铸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铭文，下部铸54字楷书铭文，记载铸造时间、人物及祈求航海平安的愿景。

明代是福州造船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福州建造的官船称为“福船”，密封隔舱，坚固安全，稳定性好，适合远洋航行，最长约147米，宽约60米，载重约1000吨。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辛巳，命福州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福州成为郑和下西洋海船的主要造船基地。

向海的福建人，始终对中西方交流保持着热忱与关注。明天启四年（1624），明朝政治家、文学家，出生在福州福清的叶向高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结识并成好友。天启七年（1627）初夏，在叶向高晚年居住近10年的福州朱紫坊芙蓉园，三朝阁老叶向高和艾儒略、曾任广西参政的曹学佺有过一场“三山论学”。曹学佺是闽剧始祖之一，创“儒林班”，也是藏书家，曾作名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芙蓉园虽始建于南宋，但叶向高所处的年代，正是江南园林艺术发展的高峰期，接手芙蓉园后，他从各地运来诸般珍奇赏石点缀其间，成为将造园艺术引入福州的先驱，芙蓉园也由此被誉为“福州四大园林之首”。

走进这个园子，夕阳映照在亭台楼阁之上，微风拂过，仿佛能听到叶向高、曹学佺站在儒家立场，对西方信仰向艾儒略提出了20多个问题，涉及万物主宰、信仰、生与死等诸多方面。这次中西文化大论辩，是中国传统儒学与西方天主教义的一场直接对话，涉及道德伦理、宗教、哲学、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

一座三坊七巷 半部中国近代史

朱紫坊不远处，有“里坊制度活化石”之称的福州三坊七巷，在历史长河中，有一张巨大的、穿越古今的网络，默默地积蓄着推动时代的力量。

据记载，福建黄氏始祖、固始人黄元方（280～375年）落户于此，并担任晋安郡太守。自此黄姓繁衍遍闽粤，后世子孙多显贵，如唐朝翰林院崇文馆大校书黄璞，公元878年，黄巢军入福州，因闻黄璞的大名，命令兵士夜过黄巷“灭烛而过”， 勿扰其家，从此黄巷名声大振。

清朝巡抚、楹联大师梁章钜也曾住在黄巷的小黄楼，而梁章钜的先祖则是福建最早的志书《淳熙三山志》的作者梁克庄。喜爱江南园林的梁章钜，将这个园子作为他隐退休憩之地，悉心打理，并将由京师带回来的大量金石图籍庋藏其中。

与梁章钜的退守园林不同，同样出自三坊七巷，同时代的林则徐，因其远眺寰宇、积极进取的宽广胸襟被称为“放眼看世界第一人”。

行走在宫巷，这里居住的刘齐衔，既是光禄坊刘家大院的一员，也是林则徐的长女婿，官至河南巡抚。刘家的产业被称为电光刘，塔巷的电灯公司旧址，就是他们当年的办事处。住在杨桥巷的林觉民烈士，有个堂侄女叫林徽因。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电光刘”的大股东之一。

林则徐的另一位女婿叫沈葆桢（1820～1879年），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他也住在宫巷。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官至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一生以主办船政、筹建海防、开发台湾等见著。

在沈葆桢主持船政局时，很欣赏出身于郎官巷的严复，将其录取为第一名。严复自船政学堂毕业后，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并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习，近代中国第一代海军将领都是他的学生。严复后成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并与住在衣锦坊的“末代帝师”陈宝琛的妹妹成为儿女亲家（严复的三子严叔夏娶了林尔康的女儿，也就是陈宝琛的外甥女林慕兰）。

立志为“天下人谋永福”，含泪写下流传百年《与妻书》的林觉民，也出生在三坊七巷，他娶了陈宝琛的同宗晚辈、陈元凯之女——陈意映，少年夫妻感情甚笃，出身书香门第的陈意映成为林觉民至死都心心念念的“意映卿卿”。同样壮怀激烈、可歌可泣的爱情，还有曾居郎官巷的“戊戌六君子”当中的林旭，慷慨就义时他年仅23岁视死如归，心中却十分挂念自己的妻子沈鹊应，她是沈葆桢的孙女。

居住在三坊七巷里的林、沈、刘、郑、陈几家大姓，互相通婚，形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血缘共同体，并孕育出了许多时代先驱。他们的家境、圈子和眼界，让他们拥有了超越时代的觉悟，最终成为了历史发展的推动者。

后记

福州古城，不仅是一座古今重叠的城市，还隐藏着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从闽越国的铸剑声，到唐代的马球运动，从五代十国的海贸，到宋元的繁荣与悲怆，再到明清的航海壮举……

一路行来，有贤者、有仁人、有志士，有一心为民的古代官员，有风雅隐逸的园林生活，还有热血澎湃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杰，每一处，都可能带来心灵的触动，每一刻，都可能是一次历史的对话，值得你我静下心来，慢慢地走，慢慢地品味。

图片 | 杜广磊 王娟 周琪筝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王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