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内179家获批解散，“减量提质”重塑县域金融

村镇银行的数量曲线正加速下行。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公布信息显示，同意解散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行资产、负债、业务及各项权利义务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接。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开信息梳理，截至10月中旬，2026年内已有179家村镇银行获批解散；而据新华社报道，2025年全年完成退出的村镇银行达310家，2022年至2025年间累计退出410家。从2021年末1651家的历史峰值到如今986家，村镇银行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组。

退出路径更趋多元

梳理年内这179家村镇银行的退出路径，可以清晰地看到整合模式的演变轨迹。退出方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被主发起行吸收合并并设立分支机构，即业内所称的“村改支”；二是直接退出市场；三是被异地银行跨省、跨主发起行收购。

前两类模式早已有之。以“村改支”为例，主发起行通过受让其他股东股权实现对村镇银行的完全控股，随后申请将其吸收合并并改建为支行，原机构的资产、负债、业务和员工由母行平稳承接。

真正标志整合逻辑发生质变的，是第三类模式的出现。以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为例，该行主发起行为广州农商银行，今年6月广州农商银行挂牌转让所持该行100%股权，北京银行最终现身收购并将其改建为分支机构。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对此评价称，承接主体正从主发起行扩展到区域内城商行、农商行乃至跨行收购，“说明整合已经从母行内部清算走向市场化资源再配置，处置的市场化程度在加深”。

这一转变的意义不容低估。长期以来，村镇银行的退出多循“谁发起、谁负责”的路径，处置链条相对封闭；当承接主体从主发起行扩展到区域内城商行、农商行乃至异地银行，风险处置的链条有望缩短，单一主发起行承受的处置压力也将相应减轻。

需要区分的是，兰州银行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属于主发起行承接的“村改支”主流路径；而北京银行跨省接手广州农商银行旗下资产，则代表跨主发起行的市场化承接。两类案例并置，勾勒出一幅更富效率的县域金融资源再配置图景。

承接主体持续扩容

如果说退出方式的多元化是“术”的进化，那么参与主体的扩容则是“势”的升级。2025年6月，监管批复同意工商银行收购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并设立为支行，这是国有大行首次参与“村改支”。此后，民生银行、恒丰银行、光大银行等股份行陆续跟进。

以浦发银行为例，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该行已陆续收编旗下村镇银行，今年9月随着临武浦发村镇银行退出，浦发系28家村镇银行实现清零，全部改制为浦发银行分支机构。恒丰银行旗下最后一家村镇银行浙江桐庐恒丰村镇银行也于今年7月被“收编”，光大银行旗下村镇银行则于今年1月实现“清零”。

化险队伍的扩大，折射出改革逻辑的深层演进。早在2025年7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杨海平即指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大型银行积极响应、参与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充分体现了上下一盘棋的体制优势，也向外界传递出加速改革化险的积极信号。他同时判断，未来大型银行参与村镇银行改革的案例不会很多，因为在村镇银行改革化险中，绝大多数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为城商行、农商行。

与此同时，改革的导向也在悄然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珩认为，2026年中小金融机构整合重组最突出的特点是“从以往以化解风险为主，更多转向化险与提质并重、更加注重提质增效”。通过合并重组可实现资金、渠道、风控的集约化处理，破解部分农信社、村镇银行存在的“小散弱”问题，解决资本薄弱、风控不足、服务分散、治理弱化等难题。

这一判断在数据上得到了印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今年全国两会经济主题记者会上指出，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数量较峰值下降一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村镇银行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受存量风险出清、净息差收窄挤压盈利空间、监管持续引导等多重因素驱动。

改革仍需分类施策

法人机构数量的大幅压降，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个关切：县域金融服务是否会因此出现空白？

从目前的制度安排和实际操作来看，这种担忧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大部分获批解散的村镇银行，其资产、负债、业务与从业人员均得以平稳承接。娄飞鹏强调，平衡机构整合与县域金融服务能力的关键在于“减法人不减服务”，坚持网点不撤、团队不撤、客户渠道保留，依托主发起行统一风控、科技和成本分摊体系赋能县域网点。

但改革的深水区远不止于此。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指出，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仍需分类施策，避免“一刀切”。在他看来，“减量提质”并非简单地减少数量，而是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进的一场结构性重组。

分类施策的落点，是让不同状态的机构各得其所：可持续经营能力不足的，通过兼并重组或有序退出了结风险；经营稳健、具备特色优势的，则应获得继续成长的制度空间。更进一步看，法人地位的改变不只是牌照与报表的变化，还牵动公司治理、人才梯队、股权结构与风控体系的深层重塑。

从1651家到986家，村镇银行的数量曲线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改革路径。这条路径的终点，不是机构的消亡，而是功能的升级——从“散而弱”走向“精而专”，从粗放扩张走向深耕县域。

当一家村镇银行从独立法人变为母行支行，变的是组织形态，不变的是服务“三农”和小微的初心。减量提质为其坚守主业创造了制度条件，而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整合后的机构能否凭借更扎实的内部治理与更清晰的差异化定位深耕当地，真正融入县域金融的末梢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