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不能惩罚家属的不离不弃

陈碧/文　　一起因机械计算“48小时”抢救时限而引发的工伤争议，在当事人去世5年后，终于在最高检、最高法的介入下尘埃落定：工伤认定成立。这起被最高检纳入典型案例的案件，近日对外发布。

2021年4月29日，贵州某公司员工吴某平在上班期间突发身体不适送医，5月1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人社局以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为由不予认定工伤，家属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均被判定不属于工伤。最高检审查后依法向最高法提出抗诉。2026年4月，最高法再审认定吴某平属于“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支持认定工伤，家属获赔92万余元。

案件最终被纠错，这当然是正义的实现，然而此时，距离劳动者吴某平去世已整整5年。这背后是家属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等待，官司未了结，逝者也迟迟得不到告慰。“48小时”的规定来自《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本意是将某些岗位病亡视同工伤。狭义的工伤直接由工作产生，比较容易认定。但如果劳动者在岗位上突发疾病，而疾病和工作的因果关系不好证明，怎么办？立法为此建立了“视同工伤”原则：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这一规则的初衷是体现对人的保护，但如果机械适用“48小时”规则，就会带来一个困境：家属不得不在继续抢救和保住工伤待遇之间做选择。如果因为延长了抢救时间就不认定工伤，这相当于变相惩罚家属坚持抢救、不离不弃的行为。例如在吴某平案中，患者于5月1日11时20分已无心跳和呼吸，但在家属要求下，医院继续进行心肺复苏，直到12时08分才宣告死亡。正是这延长的几十分钟，成为本案争议的核心焦点。“48小时”是判断岗位发病与死亡关联性的参考标准，对该规则的解释应采有利于劳动者的实质认定。如果机械起算，如最高检在典型案例中阐述的那样——让家属在“放弃治疗以获工伤”与“坚持抢救而失权益”之间陷入道德困境，那显然背离立法本意。最高检将吴某平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正是为了纠正对“48小时”规定的机械适用。

工伤认定属于行政行为，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决定。当职工或家属对人社局的决定不服时，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后，当事人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吴某平案中，家属在五年时间里穷尽了法律规定的救济渠道。检察机关敢于纠错，让法律监督权不再沉睡，这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应追问：当行政与司法系统发生错误时，为何纠错代价往往由最弱势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承担？工伤认定的救济机制是否可以从事后前移至事前？

回看这五年，劳动者家属经历的既是法律流程，也是行政、司法惯性与人性之间的拉扯。基层人社部门依据医院宣告的死亡时间，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一审法院依据法条字面作出判决，二审维持原判，再审仍未改判。整个链条上每一个人似乎都没错，每一个决定似乎都理直气壮：如果口子开得太宽，工伤基金会不会被击穿？真正需要救济的劳动者权益会不会被挤占？这些顾虑自然有道理，但“48小时”的立法本意被歪曲后便化作一台冷酷的计时机器，执法者和司法者也就不再对抗系统的惯性，不再进行个案考量；而为了纠正这样的机械适用，需要当事人经历一审、二审、再审程序后，再叩响检察监督的大门。

承认制度会犯错，并设计纠错通道，这当然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但一个真正有温度的善治系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最后一道纠错程序上。事后的纠错再大声、再正义，也是一种迟到的正义。如果我们明知系统纠偏的代价如此高昂，就应当将审慎的目光和实质性化解矛盾的机制，前移到人社局初决和基层法院一审阶段。

要知道，一个普通家庭历时数年，耗尽心力去对抗庞大的行政和司法系统，维权成本高到足以让大多数人放弃。全国或许还有类似吴某平的劳动者，其家属在经历一审、二审败诉后就认了，正义沉没在已决案件的卷宗库里。

愿本案像一颗石子投入水面，激起涟漪，并带来持续的制度回响。我们期待，最高检、最高法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病亡视同工伤条款的适用规则，惠及更多劳动者。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