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贝莱德叶欣宜：帮助中国发行人理解国际ESG投资者信息需求

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投资仍在加速。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规模为全球最大。一方面是国际资本寻找可识别的绿色资产，另一方面是中国发行人面对日益复杂的ESG披露要求，两者之间的信息衔接成为关键。

近日，在2026贝莱德投资策略主题推介会上，贝莱德亚太可持续转型解决方案团队负责人叶欣宜（Heidi Yip）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叶欣宜介绍，贝莱德全球可持续转型解决方案平台管理规模达1.3万亿美元，过去五年增长八倍以上，覆盖约500只基金产品；过去一年，贝莱德在中国推出绿色债券基金。

叶欣宜表示，外资资管机构的定位是长期资金配置者和产品创新者，核心价值在于把中国绿色资产转化为全球投资者了解的资产。贝莱德构建了内部统一的可持续投资产品分类框架，对组合的ESG指标和碳强度进行持续监测。这一框架可以对接中国正在建设的碳核算体系、气候披露准则和公募基金可持续投资指引，帮助国际投资者理解中国绿色目录与国际标准的衔接，也帮助中国发行人理解国际投资者的信息需求。

《21世纪》：中国绿色贷款余额已达约48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全球最大。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

叶欣宜：先看全球基准，全球气候融资、气候技术融资增长显著，去年已跨过2万亿美元关口。可再生能源成本多年持续下降，在许多市场已低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许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投资可再生能源，不仅因为它“绿色”，更因为这一投资选择务实、可负担、成本更低。中国是太阳能及可再生能源平台与技术的主要开发者，也是全球相关供应链的重要供应方。

中国绿色金融产品谱系已相当完整，覆盖信贷、债券、资产证券化、REITs、保险、碳金融、理财、公募基金、股权等，但贷款加债券占95%以上，其余合计不足5%。贷款端，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仅增长5.2%，绿色贷款增速接近全部贷款增速的三倍。中国在贷款产品体系、政策工具完整度上全球领先，其债券市场深度、国际投资者参与度和市场化定价能力居全球前列，正从规模领先走向质量提升。

《21世纪》：转型金融在标准制定、认定、信息披露和风险识别等方面面临挑战，这些也可能影响私人投资者参与的意愿。哪些商业模式、融资结构创新或制度安排，能把更多私人和机构资本引入高碳行业的转型项目？

叶欣宜：我们确实认识到，高质量、跨地区、跨时间可比的数据非常重要。贝莱德与业界、与被投企业、与投资团队合作，在数据可得的地方持续建设。我们向投资团队提供的工具是金融科技平台，平台上有约2万个来自第三方的ESG相关指标，经过整合，在具有财务重要性的领域，投资团队可以把这些指标纳入投资审批流程。

谈到转型投资和转型相关数据，在一些市场、一些行业，这类数据还在起步期，一些较年轻的公司还在培养测量、跟踪、管理数据的能力。因此我们也在努力提高数据收集的透明度，并协助这一过程。除了用金融科技平台收集数据，我们还有若干专注私募市场的数据平台——私募市场的可持续、气候相关数据往往更零散——借助这些平台，我们实际上帮助企业奠定报告的基础。

我们还与行业协会、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接触，参与他们关于分类法（taxonomy）制定、披露标准的咨询，讨论对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言什么是可行、可操作的。我们相信，以务实的方式提高企业和机构报告与披露的透明度，对转型实践和相关环境指标、ESG指标至关重要。

《21世纪》：银行信贷长期是中国绿色金融的主要来源，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直接融资渠道也在发展。资本市场和其他融资工具如何能发挥更大互补作用，动员更多长期机构资本？

叶欣宜：我们平台建设的方向之一是发展混合融资（blended finance）。我们看到，机构投资者有兴趣在某些市场投资转型基础设施，但如果这些投资不符合其战略资产配置允许投资的范围，他们可能无法参与。我们努力用混合融资把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的资本提供方组合在一起，让这些机构投资者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在其战略资产配置可以配置的篮子之内，获得他们想要的投资体验。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混合融资平台引入的是催化资本（catalytic capital）提供方——提供优惠资本或第一损失资本，或能支持特定用途的资本，比如项目准备、技术援助、保险或担保。催化资本提供方承担较高比例的风险，这样我们就能把风险回报要求更严格的机构资本引导进来。如果这些机构能通过这种结构获得敞口和经验，进入他们此前无法参与的市场，就会产生学习效应。我们相信这个生态可以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混合融资中催化部分的占比可以下降。

这本来就是这些混合融资结构的目的：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通道，进入他们此前不愿或无法参与的市场、资产类别或投资项目。随着时间推移，当他们熟悉这些市场和资产类别——特别是在新兴市场，感知风险可能高于实地真实风险——混合融资中催化部分的占比就可以下降。

《21世纪》：环境数据有时碎片化、口径不一致或难以比较，机构难以在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中准确评估风险。AI能在哪些方面弥补这一信息缺口？

叶欣宜：贝莱德的金融科技平台汇集第三方数据，约2万个ESG指标供投资团队使用，也用于分析客户组合的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敞口。我们还开发了自己的转型情景：贝莱德投资研究院从2023年起，结合外部数据、政策进展与投资观点（包括对100多位投资专业人士的访谈），将情景结果纳入资本市场假设。我们还识别出转型中的“快车道”与“慢车道”，快的如可再生能源、电动车、电池储能，慢的是难减排行业，帮助客户判断哪里机会更多、哪里要更谨慎。

AI方面，“贝莱德可持续投资智能”框架接入约1.9万个数据源和数据指标：用卫星影像和地理位置数据精确测算对水资源压力、干旱、高温等物理风险的敞口；对公开披露信息和管理层沟通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以辅助识别相关主题和趋势。另类数据既提炼阿尔法信号，也在传统数据不足处填补空白。过去几个月，我们还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把其生物多样性完好度数据库纳入分析框架，发现公司财务表现与运营地的生物多样性完好度存在相关性。

《21世纪》：贝莱德仍持有传统能源公司敞口，应如何理解这些持仓与平台增长之间的关系？

叶欣宜：我们监测的五项长期结构性力量正在重塑经济：AI与数字化、地缘政治竞争与碎片化、能源安全与转型、人口结构分化和金融体系演变，最终汇聚到两个领域：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发达经济体的故事是“转型”，把已建成的能源供应能力转向更清洁的来源；新兴经济体的故事是“增长”，能源需求仍在上升，任务是建设多种能源来源而非“转型”。我们的投资决策既反映客户的选择和偏好，也反映全球经济的现实。贝莱德的方法实际上是支持“以上全部”。

在亚太，很多政府有政策导向支持资本流向低碳解决方案，包括鼓励发展绿色债券市场、动员机构资本投向工业脱碳、提供碳市场建设激励等措施。核心在于务实：通过低碳能源发电侧的多个引擎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提供足够的能源满足全部需要，也就是“多管齐下”。

《21世纪》：投资者什么时候应该卖出一家高碳公司？什么时候应该继续持有并推动改变？

叶欣宜：这取决于投资者的目标。如果目标是财务回报，评估基于政治经济环境、收入模式、市场走向、未来现金流和收入增长可见度等因素；评估结果与投资论点一致就可能继续持有，不再一致就可能卖出。如果投资者还有组合脱碳等财务回报之外的目标，而这家公司正在拉高组合的碳足迹，也许就会据此决定如何处理。

《21世纪》：贝莱德设立专门的可持续与转型解决方案职能有多久了？它的角色是什么，与传统ESG团队有何不同？

叶欣宜：这一职能在目前的名称和架构下正式运行大约四五年，此前贝莱德也一直按受托责任要求，在代客投资中融入可持续性考量。该团队承担全球职能，嵌入所有关键区域，不是投资组合管理团队，而是隶属全球产品解决方案部门，整合贝莱德投资研究院的可持续转型研究，衔接金融科技平台的数据与投资团队，联动尽责管理团队，对外与行业组织和客户合作。全球平台目前管理规模达1.3万亿美元，过去五年增长八倍以上。在中国，这一能力正在建设中，过去一年推出中国绿色债券基金。

《21世纪》：中国客户的需求有何独特之处？过去一年推出了哪些新产品？

叶欣宜：中国客户的需求与全球趋势有相似之处，但也更加关注绿色债券、转型金融以及与实体经济低碳转型相关的投资机会。客户需求各种各样：有的只要财务回报，有的要财务回报加组合脱碳目标，还有的要直接投资低碳和转型技术。举例来说，混合融资方面，我们与保险发展论坛合作支持气候韧性基础设施，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FAST-P框架下动员资本投入东南亚工业脱碳。我们也与淡马锡合作设立“脱碳合作伙伴”，开展低碳转型方向的成长型股权投资。公开市场有绿色债券基金、可持续能源和循环经济主题产品、指数策略和带脱碳目标的ETF。过去一年，我们与旗下的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GIP）合作：与保险发展论坛共同制定基础设施发展韧性基金蓝图，支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开发FAST-P第三支柱，还在建设一支转型基金，投向供应链上支持脱碳的环节。我们还新推出了脱碳尽责管理政策计划，客户可自愿加入，沟通聚焦于企业碳排放披露，包括范围三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