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拿什么拯救农村？

张健康 | 文

大概从1910年代起，容纳了中国80%以上人口的农村普遍贫困化，成了中外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到了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中期，随着国情调查热的兴起，农村调查遂形成一股热潮。

美国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1929年至1933年主持的对22个省、168个地区土地利用的调查，陈翰笙在1929年和1930年领导的对江苏无锡和河北保定农村经济的调查，李景汉在1928年至1935年主持的河北定县社会调查，方显廷在1930年至1936年主持的华北乡村工业调查，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更加确信：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社会没有现代化。

于是，一批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危机的路径，逐渐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另一派是以吴景超、马寅初、何廉为代表的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工业化派。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派的声浪明显高过工业化派。

费孝通开始接触农村问题，正值农村调查方兴之时。他是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的。当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受吴文藻、潘光旦和陈达的影响，形成了重视实地调查、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强调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学术氛围。吴文藻和潘光旦的治学方法对费孝通影响尤深。吴文藻很强调“社区研究”，提倡通过对一个具体社区（比如一个村庄、一个乡镇）展开深入调查来理解整个中国社会。

潘光旦则强调，中国的问题不能只从经济角度进行观察，还必须考察社会组织、家庭关系和文化结构。费孝通1949年前对广西大瑶山、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江村）、云南禄丰县禄村及部分少数民族社区和1949年后对多个省份农村的实地调查，以期从家庭和婚姻制度、血缘关系、村落组织、民间信仰、经济结构、土地关系多方面认识中国农村问题，皆可看到吴、潘治学风格的影响。

1935年夏，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准备前往英国留学。赴英前，他和新婚夫人王同惠结伴去广西大瑶山考察。考察过程中，误踏陷阱受伤。王同惠求援路上遇难。费孝通随后回家乡江苏吴江县（今苏州吴江区）养伤。养伤期间，他一边整理大瑶山调查资料，一边对家乡的农村进行调查。他选择的样本是太湖东南岸一个叫开弦弓村（即“江村”）的自然村。他实地调查时间只有两月左右。

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听从导师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的建议，以江村调查获得的素材为基础，展开博士论文研究。但他的博士论文则是由被誉为现代社会人类学奠基者之一的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指导完成的。

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的研究方向很重视，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直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乡村生活的田野研究》，中文版出版时译为《江村经济》）完成后，便推荐给伦敦乔治·劳特利奇父子公司（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于1939年出版。

《江村经济》主要还是一本社会人类学著作，但是已经触及费孝通未来提倡的化解农村危机的乡村工业化问题。而费孝通真正对乡村工业化做出充分论述的，还是1948年8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的论文集《乡土重建》。

《乡土重建》

费孝通 | 著

领读文化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2年6月

农村的衰败

1936年夏天，借着姐姐费达生正在吴江县开弦弓村推广蚕丝业合作事业之便，费孝通选择了开弦弓村作为调查的对象。彼时，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开弦弓村的衰败。

人们开始有意识控制人口增长，溺婴（特别是杀害女婴）和流产现象渐增。人们知道溺婴和流产不好，但是又没有办法避免进一步贫困。男孩子长大，要分家产，那意味着土地要被摊薄，从而导致儿子们陷入贫困。女孩子不能继承“香火”，长大就会嫁人，还会带走一部分家产，所以养女儿被认为是“亏本”的事情。

现代学校教育被迫给经济活动让路。学校的假期特别长。就算是规定的上学时间，上学的孩子仍然特别少。学校注册的学生有100多人，但是平时上学的人很少超过20人。不仅因为文化训练被认为对社区生活没有任何帮助，更重要的是因为养羊开始成为重要的家庭副业，孩子们需要给圈养的羊打饲草。适龄的孩子农忙还得帮助大人干农活。

“童养媳”现象增多。举办婚事是很费钱的活动。粗略估计男方举办一场婚事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开支。近几年村里几乎中止了办婚事。一方面是因为费用过高使得越来越多的男方家庭被迫选择了晚婚，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很多男方家庭选择了养“小媳妇”。虽然“小媳妇”制度素来受到轻视，但是因为能省下约五分之四的办婚事的费用，仍然被越来越多的男方家庭接受。

较大的地方群体定期集会基本停止。除了每年一度的“刘皇会”以外，所有的群体集会已经停止。表面上是因为政府不赞同，认为那些活动是迷信而且奢侈，但更实际的根本的原因是乡村经济的萧条。当食品、衣服之类的必需品成为人们难以承受的负担时，人们就不会有多余的钱去举办“出会”之类的不太急迫的社会活动。

村民积蓄减少。即便是推迟了婚期、停止了群体集会、缩减了礼仪性开支，村民们仍然经常出现亏空。亲友间的借贷只能解决暂时性亏空，更多的亏空只能依靠更广阔的资金拆借。尽管政府通过合作信贷系统解决了农村部分资金问题，但是仍然远远不够，所以充当集体储蓄和借贷机构的互助会、充当信贷代理人的航船、城镇借钱给农村的主要途径——高利贷便乘机而起。

费孝通相信，开弦弓村的样本具有“比较广泛的意义”，它和中国绝大多数村子一样，“具有共同的过程”，通过它“能够了解到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些显著特征”，那就是，“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何以至此？

从开弦弓村的案例来看，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稻米价格下降。开弦弓村是典型的江南农村经济，水稻是农民最重要的产出。除了约一半必须留作一家人的口粮，剩下的须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得钱来用于别的开支。但是，最近几年米价的波动降低了农民出售稻米的收入。二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养蚕是开弦弓村农民第一大副业。但是，“乡村工业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使得“生产和需求之间缺乏调节”，从而导致蚕丝价格降低，蚕丝价格的降低又直接导致乡村传统缫丝业走向没落。

乡土工业的困境

面对家庭手工业衰落导致农村贫困化的现实，农民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改进产品，要么放弃家庭手工业。费孝通认为，最终的答案是工业化代替家庭手工业，但是中国农村彼时最需要的是复兴农村企业，改进产品。

从开弦弓村，费孝通看到了家庭手工业的两个归途：一是被工业化替代；二是通过技术改进进化成农村企业。

开弦弓村几乎每一家都有一台木制纺织机，但是只有两台还维持运转。家庭纺织业基本破产，村民们的衣料主要是亚麻布和棉布，大部分来自外面。家庭纺织业破产带来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因为他们必须花钱去购买衣料。另一方面给了年轻妇女工作的机会。年轻妇女进厂做纺织工，获得了经济收入，提高了家庭地位。

然而，家庭缫丝业的衰落，给农村造成的冲击要深远得多。

虽然开弦弓村每家都养蚕和从事缫丝业，但是他们生产的生丝不是用来织成丝绸自己享用的，而是用来出口换取现金补贴家用的。开弦弓村的主业是种水稻。平均每户约10亩水稻田能生产约60蒲式耳稻米，除了留足全家口粮，还有约27蒲式耳可以用于出售换取现金。按照每蒲式耳2.5元的价格计算，每年出售稻米能获得约68元收入。

但是一般家庭每年的开支需要约200元，剩下的132元缺口则主要靠销售生丝弥补。如果是佃农家庭，生产的稻米约40%交给了地主，剩下的只能糊口，家庭经济压力更大。缫丝业兴旺的时候，每家农户出售生丝平均能获得约250元的盈利，足以补贴家用。但是1933年以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逐渐显现，生丝价格大幅下降，到1935年价格只有缫丝业兴旺时的1/3，每家农户出售生丝平均只能盈利45元，已经不能平衡家庭支出。

生丝价格下降，除了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生丝质量不均匀，达不到高度机械化丝织工业的要求。于是，苏州附近浒墅关的女子蚕业学校发起了一项农村缫丝工业技术改进计划，试图通过农民合作社的形式，引进先进的养蚕和缫丝技术，复兴乡村工业，提高农民的收入。

为什么变革者们会选择复兴乡村工业而不是建立现代工业取代乡村工业？变革计划的一位负责人的说法很能代表变革者们的想法：他们一方面认为从技术变革所得到的利益应该归于参加生产的人们而不是资本家。另一方面还认为蚕丝业曾经是而且应该继续是一种乡村工业。如果蚕丝业像别的一些工业那样从农村引向别的地方，不仅农民们会挨饿，而且农村姑娘被吸引进城进厂工作，还会破坏农村家庭。他们坚信中国工业发展不能以牺牲贫苦农民为代价。

变革者们的理想很美好，但现实遇到的挑战是他们很难解决的。

一是资金问题。变革者们尝试过用新的木制机器代替传统的木制机器，分配到每个家庭操作。但是生产出来的生丝质量参差不齐，仍然达不到出口的要求，所以被迫引进集体工厂系统。开办合作工厂需要的资本金，村民认购一部分股份，但是远远不够，主要还是靠政府的信贷。机器则是向蚕业学校借的。偿还贷款本息成了合作工厂一项沉重的负担。

二是原料问题。缫丝所需要的蚕茧原计划由社员提供，交茧的时候支付蚕茧价值的70%，资金由贷款承担，余下的30%延期到年底。社员认为多交蚕茧不划算，所以只交最低限度的蚕茧，余下的留作自家手工业用。工厂的原材料不足，被迫向市场购买蚕茧，同时还为外村的工厂代工。到后期，向市场购买的蚕茧数量已经超过社员供应的数量，而社员留作自家用的蚕茧数量超过交给工厂的数量，传统手工业事实上大规模复活了。

三是劳动力问题。合作工厂引进蒸汽动力和现代生产技术，大大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弦弓村过去至少有350名妇女从事缫丝工作，引进工厂系统后，只需要70人就可轻松完成等量的工作，于是造成妇女大量“失业”。一个家庭失去妇女缫丝带来的收入，反而可能更加贫困。

四是分红问题。由于机器代替人工“挤出”部分劳动力而给社员带来的损失，合作工厂计划用提高分红来弥补。合作工厂最初几年是有盈利的，分配给社员的现金红利超过了他们的股本。但是1930年代以后，国际生丝价格下跌，直接导致合作工厂盈利大幅下降。社员分得的分红减少，更不愿意交蚕茧给工厂，工厂被迫提高向市场购买原料的比重，占用了流动资金，可供分红的现金进一步减少。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基本停止了分红。

五是管理问题。变革者计划合作工厂的最高权力归社员大会，但是社员们只关心能不能定期领到分红，进厂的女工只知道生产，根本不关心工厂的日常管理，所以工厂的管理事务实际上由村里领导人负责。

复兴乡土工业

对于蚕丝业技术改进计划遭遇的困境，费孝通很感困惑：一方面他坚信解决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工厂体系扩张给农村企业带来的冲击，他又找不到应对方法。

1948年8月，费孝通出版了《乡土重建》一书，结集了此前两年他对中国农村问题思考的结果。从文集收录的14篇文章中不难看出，经过与工业化派的辩论，费孝通对他的乡村工业化思想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他承认，从理论上说，“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要使农民的收入增加，“只有扩充和疏通乡市的往来，亟力从发展都市入手去安定和扩大农产品的市场，乡村才有繁荣的希望”。但是，近百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的衰落更像是一件事的两面。抗战爆发初期，一些重要的都市被日本占领以后，乡市往来被封锁了，后方的乡村确有一度的（即使不说繁荣）喘息。

原因很简单。中国传统市镇的金融性远远超过商业性，工业更谈不上。简而言之，市镇根本不是生产基地，而是离乡地主的聚集之地。他们不必提供工业品同农村交换粮食。佃农交给他们的地租、他们开办当铺和放高利贷赚取的钱财，足以供他们过上优裕的生活。开埠以后，中国沿江沿海又兴起了一种与传统市镇不同的工业社区——都会。都会的确是生产基地，但是它们输入和制造的工业品冲垮了农村家庭手工业，而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则因为乡村交通不便而不会跟农民发生直接联系，而是要么从市镇里的离乡地主那里购买，要么从海外输入。

所以，从彼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费孝通认为乡村工业化是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更现实的道路选择。

费孝通不否认发展都市工业化对缓解农村人地矛盾、增加农民收入的前景，但是他认为小农经济还会长时间存在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因为中国农村人口过于庞大，短时间内都市发展能吸收两亿农村人口从而使农民人均占地增加一倍，再利用现代农业技术使亩产量增长一倍，是极不现实的。相比之下，乡村工业化不需要大规模转移劳动力，而且电和内燃机使得现代工业技术分散到农村成为了可能。

费孝通认为，“乡土工业是形成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他主张的乡村工业化不是简单用现代技术装备传统手工业，回到闭关时的自然经济状态，而是用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改造乡土工业。

首先，发展乡土工业不是要和都市大工业竞争，而是对农村出产的经济作物进行加工，甚至制成成品出售。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但是出售原材料给农民带来的收入仍然有限，而对经济作物进行粗加工甚至制成成品出售，则可大幅提高农民的收入。所以，乡村工业应该主要是“轻工业，日用品的制造工业，以及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物的加工”，是都市大工业的辅助而不是竞争对手。

然而，更重要的是，乡村工业化不是由每个农户分散生产和销售，而是采取合作工厂的形式。农民们不必放弃农业而只从事工业，小型工厂分散于乡村里及乡村附近，工厂所有权属于工厂里的农民，工厂的原料主要由农民自己的产出供应，最重要的是工厂的收益可以尽可能的分配给农民。

费孝通的主张受到了当时都市工业化派的批评，认为他是“梦呓”“幻想”。但是，当45年后他三访“江村”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家拥有200多工人的现代小型缫丝厂、两家豆腐坊和一家纺织厂，农民的收入只有约41%来自农业，副业占19%，工业已经达到40%。1980年代以后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似乎证明了他主张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