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到“老师”：一位中国医生眼中的ASCO三十年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

2026年5月29日至6月2日，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在芝加哥举行。

在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肿瘤学术会议上，中国医生成为会场里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他们主导的口头报告和快速口头报告达到95项，仅最新突破摘要（LBA）就有13项，创下历史新高。

这些站上国际讲台的中国医生，展示的不再仅仅是中国的研究数据，而是中国原研药物直接挑战K药（帕博利珠单抗）、奥希替尼等国际金标准的临床证据。

这种盛况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中国医生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亲历者之一，航天中心医院肿瘤中心名誉主任，国家癌症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副院长、内科主任石远凯对此感受尤深。今年，他有两项研究同时入选LBA。他记得，30年前他第一次参加ASCO年会时，中国医生参会的目的是去听会、学习。“那时候我们只是‘学生’。现在，我们也能当‘老师’了。”

石远凯是中国最早投身新药临床研究的肿瘤专家之一，是中国最早进行肿瘤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临床专家。他的从业经历几乎与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同步。到目前为止，石远凯作为主要研究者（PI）牵头完成的注册临床试验，已经使21个新药或者生物类似药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他讲述了中国医生如何一步步走向世界，也讲述了他为何坚持参与和主导大量临床研究。在他看来，中国创新药崛起最重要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多少项研究登上国际舞台，而在于当病人一次次追问“还有什么新药、还有什么办法”时，医生终于有了更多答案。

从台下到台上

经济观察报：你第一次参加ASCO是什么时候？那时有什么不一样？

石远凯：是在1997年，当时我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

那时我们去ASCO是去听会、学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中国医生都是带着任务去的，要去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自己的研究数据。

经济观察报：当时去参会的中国医生是什么规模？

石远凯：非常少，和现在比少太多了。那个年代，中国几乎没有研究结果在大会上展示。现在，ASCO会场里到处都是来自中国的参会者。

经济观察报：你第一次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做口头报告是什么时候呢？

石远凯：是在2015年的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我是较早在世界级学术会议上做口头报告的中国医生之一。

经济观察报：当时紧张吗？

石远凯：当然紧张了。首先是语言的问题，我学的第一外语是日语，英语是自学的。第一次站在那么大的国际讲台上做报告，肯定紧张。

我记得那次报告的是埃克替尼一线治疗晚期肺腺癌的CONVINCE研究。埃克替尼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小分子靶向抗癌药。

埃克替尼没有在海外开展临床研究，也没有在海外上市，完全是中国自己的药和数据。那个报告，国际同行很关注，因为那时中国的研究少。台下中国医生不多，主流听众是欧美参加会议的医生。

经济观察报：当时，欧美专家会不会质疑中国的数据？

石远凯：没有。当时，大家是很认可的，觉得中国人做的工作很棒，问的都是非常友好的问题，想多了解中国的情况，没有苛刻的提问。

经济观察报：最近两三年，中国创新药在一些领域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国际同行会变得更挑剔吗？

石远凯：没有。参会者讨论问题是很坦诚的，提问题主要基于研究本身，以学术为中心。大会的听众来自全世界，所以氛围一直都是友好的。这几年我在ASCO都有口头报告，我的感受一直如此。

从“证明不比你差”到“证明比你更好”

经济观察报：你这次在ASCO汇报的是什么研究？

石远凯：今年我有两项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一线治疗随机对照试验同时入选LBA。

其中一项是新型三代EGFR-TKI艾多替尼，与奥希替尼头对头比较，治疗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得出了一个阳性结果。这个研究在整个会议上引起了不小轰动，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超过经典药物奥希替尼的研究。

经济观察报：和奥希替尼做头对头并不容易，在启动研究时，你会有担心吗？

石远凯：当然有了，我们的临床试验只有做出优效结果才是成功，否则就失败了。另外，是药三分毒，毒副反应出来了，要怎么把控、怎么处理，这都是需要经常面对的问题。

但也正因为这样，当看到病人真正从新药中获益时，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经济观察报：像艾多替尼对照奥希替尼这样的试验，在十年前，中国有能力完成吗？

石远凯：十年前确实不容易，当时原研药在中国的价格都是非常贵的，而那个时候中国制药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现在是没有可比性的。当年作埃克替尼注册临床试验ICOGEN研究时，对照药选择的是吉非替尼，买吉非替尼花了很多钱。现在很多研究直接和奥希替尼、K药等国际标准治疗对照，虽然买这些对照药也要花巨额经费，但是现在中国制药企业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研发标准变了。十年前，中国缺乏国产创新药，很多研究做的是非劣效试验或者等效试验，比如埃克替尼对比吉非替尼、汉利康对比美罗华，只要证明“不比它差”，就能上市，使患者能用上价格更低的药物，解决用药可及性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像艾多替尼对比奥希替尼，不仅要证明有效，还要证明比现有标准治疗效果更好。

现在，很多实体瘤的一线标准治疗已经是免疫联合方案。新药想获批，就必须证明自己能进一步改善疗效。以我们这次入选LBA的研究为例，不仅要看无进展生存期是否改善，还要看总生存期是否获益，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监管部门批准上市，这是硬碰硬啊！

经济观察报：最终试验证明新药并不优于对照组的情况多吗？

石远凯：有，现在有的研究最后没有获批上市。比如有些药的无进展生存期相较对照组已经显示出优势，但总生存期没有优势，最终还是过不了关。

肿瘤新药研发本来就是九死一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有统计，从I期临床试验走到最终获批上市，成功率只有5%多。

最大的成就感是让病人有药可用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你会参与和主导这么多临床试验？这么多年坚持推动新药研发，什么事情最让你有成就感？

石远凯：我是医生，我最关心的是给病人找到好的治疗办法，因为我面对大量病人，也面对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

今天上午，门诊的最后，进来一位晚期肺鳞癌病人家属，她坐在我对面，反复问我一句话，“还有什么新药？还有什么办法？”可这位患者的治疗选择已经非常有限，有效的药都用过了。我只能告诉她，现在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病人来找我，希望我能给一个方案，我却没有办法，很无能为力。如果你每天面对这样的病人，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做临床试验。就是想要解决病人的问题，多一个治疗选择，病人就多一份希望。

这么多年下来，我最大的幸运，就是病人的治疗选择越来越多了。很多过去根本治不了的晚期肿瘤病人，现在能活五年以上。归根到底，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给病人找到治疗办法。如果手里没有武器，医生怎么当？

经济观察报：这些年，你直观感受到的病人获益是什么？

石远凯：这几年，中国病人已经享受到了全世界最新、最好的治疗。比如三代EGFR-TKI，国外长期只有奥希替尼，而中国有很多种同类药物，并且又便宜又好，很多都进了医保。再比如抗体偶联药物（ADC），中国也有很多了，国外患者没有这么多药可选，中国肿瘤病人的治疗选择越来越多。

我们国家在使老百姓病有所医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过去，有的进口药上市的时候，一个月的药价是好几万元。让我特别欣慰是，这些年，中国本土制药企业研发上市的新药越来越多。药多了，价格降下来了，进口药的价格也跟着下降了。

中国数据为何开始影响世界

经济观察报：很多国际同行觉得中国临床研究入组特别快。能快到什么程度？

石远凯：这很难直接比较，但有一个关键优势：中国患者人群基数大，而且某些疾病的基因变异率显著高于西方。以EGFR突变阳性肺腺癌为例，在中国晚期肺腺癌患者中，有40%—50%存在EGFR敏感突变，而在西方只有10%—15%左右。这意味着，同样寻找100位符合条件的患者，中国可入组的人数可能是西方的3—5倍。

经济观察报：入组快，对新药研发来说意味着什么？

石远凯：如果我这边病人都入组完了，你那边还没开始入组，你怎么竞争？药物研发是有时间窗口的，一旦前面的药成为标准治疗，后面的同类药开发难度就会大幅增加。

临床研究入组慢，就意味着可能错过最佳时机，甚至项目终止。就像PD-1/PD-L1单抗，已经上市十几款药物了，后面在研的同类药物就不得不终止开发。

经济观察报：有人觉得，虽然中国同类药物多，但多数仍是跟随式创新。

石远凯：不能这样简单看。一个新药是开辟新治疗领域，还是优化现有治疗，这是两种不同的定位。全球药物研发的规律是，一个成功靶点往往会出现多款药物，国外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

多款药物同时存在对患者是好事。以三代EGFR-TKI为例，整体疗效都挺好，但不同患者对不同药物的耐受性不同。有的患者用A药不耐受，换用B药后却能很好耐受并取得疗效，反之亦然。药物多样化，才能让不同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经济观察报：从医生角度来看，过去十年中国药企进步最快的是什么？

石远凯：是整个研发链条的能力，尤其临床阶段。埃克替尼做注册临床试验时，20多家医院参加，大家就觉得很多了。现在，100家中心参与一个临床试验已经成为常态。规模上来后，对临床试验的项目管理、组织执行和质量控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创新药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和中国药企之间是什么关系？

石远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医生扮演了什么角色？

石远凯：中国医生临床经验丰富，而且非常勤奋，医生的工作没有休息日。

医生身置临床一线，最了解患者需求，最了解什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临床医生对于新药研发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新药的临床开发策略和临床试验的适应症选择，医生都给了很好的建议。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国际同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重视中国的临床研究，把中国看做一个强大的对手？

石远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生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如果一个国际大会完全没有中国数据、中国学者，大家会觉得这个会议不全面。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是做一些规模较小的、追随式的研究，但现在，从高质量的“me-too/better”药物，到双抗、ADC等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原创疗法，中国在很多领域已进入第一梯队，所以能吸引欧美药厂花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来买一款药的权益。

经济观察报：未来癌症有没有可能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样，成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病？

石远凯：这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趋势。

过去十多年，像淋巴瘤、肺癌、乳腺癌等癌种的治疗已取得很大进步。比如，晚期ALK阳性肺癌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已经超过5年。在肺癌领域，晚期患者从化疗时代不到一年的总生存期，到如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时代已经延长至两、三年以上。

当然，也有一些肿瘤治疗进步比较慢，比如胰腺癌。就像赛跑一样，有些肿瘤已经跑到了前面，有些肿瘤还在后面。但整体来看，肿瘤治疗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这些年，药物研发很快，每年都有新成果。我相信，在不遥远的未来，很多过去难治的肿瘤都会有明显改观，包括胰腺癌这样既往治疗效果不好的肿瘤，在未来几年都会有显著的突破。再过几年，整个肿瘤治疗一定会是另外一个天地了。所以，我经常鼓励我的病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