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籍的中国医药大佬，越来越多

文 | 老鱼儿

编辑 | 杨旭然

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5胡润中国500强》榜单。在这份榜单里，共有46家大陆医药与医疗器械企业跻身其中。

顺着榜单往下梳理，我们会发现一个此前被很多人忽略的现象，正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浮出水面：

在排名前10的上榜医药企业中，竟有5家企业的掌舵人已是外籍身份；在全部46家入榜企业中，外籍掌舵人占比已超过20%，若再算上拥有海外及港澳台永久居住权的，这一比例更是逼近三分之一。

即便在这些企业之外，翻开中国医药产业的企业名录，从创新药研发龙头到CXO巨头，从医疗器械领军者到仿制药头部企业，外籍身份的掌舵人、实控人早已不是个例，而是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业现象。

从纳斯达克到港交所，从科创板到深交所，那些撑起中国医药产业半壁江山的企业，其核心决策层的国籍标签正在悄然变化。

本文是来自《巨潮WAVE》内容团队的深度价值文章，欢迎您多平台关注。

01 浓度提升

这份胡润榜单揭示出，医药行业的外籍掌舵人规模，远比外界想象的更为庞大。

排名前十的医药企业中，百济神州、药明康德、迈瑞、信达生物和药明生物五家龙头企业的核心掌舵人均为外籍，不仅数量上已经占据半壁江山，而且覆盖了创新药、CXO、医疗器械三大核心赛道。

其中，药明康德、信达生物、药明生物的掌舵人均为美籍华人，医疗器械龙头迈瑞医疗的董事长李西廷为新加坡国籍。

百济神州的欧雷强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人，榜单里没有体现的是，百济神州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王晓东也是美籍华人。

从前10的企业往后看去，榜单之中外籍掌舵人的身影还在不断延伸。

康方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夏瑜，药捷安康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吴永谦，康龙化成董事长兼CEO楼柏良，凯莱英医药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洪浩，凯赛生物的创始人、董事长刘修才均为美国国籍。

粗略统计下来，在46家入榜的医药和药械企业中，有10家企业的掌舵人为外籍，占比超过20%。此外，还有5家企业的掌舵人拥有海外永久居住权。外籍及有海外居住权的人数合计占比接近三分之一。

而在这份榜单之外，外籍掌舵人的群体也比比皆是。

四环医药、轩竹生物实控人团队中的车冯升、郭维城、张炯龙，均为塞浦路斯国籍；上海三友医疗的三位实控人中刘明岩、范湘龙分别为法国国籍和美国国籍。徐农为中国国籍，但拥有匈牙利永久居留权；歌礼制药创始人吴劲梓同样也是美籍华人。

此外，还不断有外籍大佬进军中国资本市场。公开资料显示，正在冲刺港股的英派药业、征祥医药的多位创始人，均为美籍华人。

从创新药到医疗器械，从CXO到生物制药，从千亿市值的行业巨头到百亿级的细分龙头，外籍身份的掌舵人，已经遍布中国医药产业的各个赛道。这一现象的背后，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医药产业过去三十多年发展历程中，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02 底层逻辑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那些在欧美完成学术积累与技术沉淀的华人科学家，纷纷带着前沿的科技和商业逻辑归国创业，成为中国医药创新转型期的重要火种。

如李革曾经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是美国知名药企Pharmacopeia Inc. 的创始科学家；俞德超则是于1993年赴美深造，在美国多家顶尖生物制药公司担任研发高管十余年后回国创业；夏瑜是在1993年远赴海外，先后在拜耳等跨国药企积累了丰富的新药开发经验。

他们很多人在国外时期都已经获得了国籍，这是药圈大佬外籍浓度持续走高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些创业之前就已经获得外籍身份的海归企业家，由于中国医药企业的全球化浪潮汹涌，而外籍身份与海外背景，在企业的国际化布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因此，一些企业家则是在企业发展中主动变换了国籍。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迈瑞医疗的李西廷。2015年，李西廷正式加入新加坡国籍。彼时，迈瑞医疗正处于全球化布局的关键阶段，而新加坡国籍身份不仅有利于迈瑞医疗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也能帮助企业规避地缘政治带来的经营风险。

如今，迈瑞医疗的国际业务占比持续提升，2025年实现海外收入176.5亿元，占总营收的53%，首次超过国内业务收入占比，成为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当然，国籍的选择，与企业家个人财富保值之间也大有关联。

比如，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众多医药企业家的入籍首选，核心原因之一便是其极具优势的税收政策。此外，三生制药娄竞是安提瓜和巴布达国籍。四环医药、轩竹生物实控人团队中的车冯升、郭维城、张炯龙，均为塞浦路斯国籍。这两个国家也均拥有宽松的税收政策。

据了解，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率仅为17%，且对于企业的海外收入基本不征税；在塞浦路斯，企业所得税仅12.5%，是欧盟企业税最低的国家之一，且无财产税、无遗产税与赠予税；而安提瓜和巴布达对公民的全球收入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此外，随着一代创始人年龄的增大，药企二代正在逐渐走向台前。由于他们很多在国外接受教育乃至入籍，未来也可能加剧外籍实控人增多的情况。

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内制药巨头石药集团，其实控人蔡东晨虽为中国国籍，但上市公司新任CEO蔡磊——蔡东晨之子，已是新加坡国籍。蔡磊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长期负责石药集团的海外研发与销售业务。

市场普遍认为，蔡磊是石药集团的未来接班人。这也意味着，这家国内制药龙头的一把手，未来大概率将变为新加坡人。

还有心血管器械龙头乐普医疗亦是如此。2024年9月，公司创始蒲忠杰之女蒲绯正式出任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未来接班几成定局。而公开资料显示，蒲绯已经是美国国籍。

03 一体两面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能在短短三十多年间，完成从仿制药大国到创新药新兴强国的跨越，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外籍掌舵人。他们带来了前沿技术、国际视野、全球资源与成熟的产业运营模式，深刻改写了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轨迹。

百济神州在欧雷强和王晓东的带领下，在研管线几乎全部聚焦全球前沿靶点，研发投入常年位居国内药企首位。其自主研发泽布替尼，成为中国第一个在美获批的国产抗癌药，改写了中国抗癌药“只进不出”的历史。

如今，泽布替尼已在全球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创新药。

而李革和他的药明系则将CRO/CDMO的商业模式带入中国，推动中国CXO行业从零起步，成长为占据全球近三分之一市场份额的核心力量。如今，药明康德已经成为全球医药研发服务领域的绝对巨头。

但硬币的另一面，负面效应与潜在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生物医药产业关乎国计民生，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更与国家生物安全深度绑定。当行业核心龙头企业的实控权掌握在外籍人士手中，在极端国际环境下，就可能面临技术封锁、资产冻结、供应链断供、机密泄露等多种安全风险。

这样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2018年，科技部公布6张“罚单”。6家企业因违反《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被罚，具体涉及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保存、运输以及人类遗传资源信息的网上传递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涉及药明康德、华大基因、阿斯利康等多个知名医药企业。

2020年，金斯瑞生物科技前董事长、美籍华人章方良，也因涉嫌走私中国法律进出口规定禁止的货物被捕。最终检方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业界普遍推测其出口的是人类遗传资源。

中国医药产业的核心资源被外籍富豪所占据，在舆论层面始终伴随着持续的争议。迈瑞医疗的李西廷，其巨额财富的核心来源是国内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与患者的消费需求，但其多次问鼎新加坡首富。这一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常常引发广泛讨论。

更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很多大佬已经变更了国籍，但企业在宣传中，还常常以“民族企业”“国产创新”自居。这与国人的朴素情感而言，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有意思的是，与众多本土成长起来的药圈大佬纷纷变更外籍身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生物制药的董事会主席谢其润。

作为泰国著名企业正大集团谢氏家族的第四代子孙，这位出生于泰国的90后女掌舵人，带领中国生物制药从仿制药企业转型为创新药巨头。而公开资料显示，谢其润和她的胞弟谢承润（中国生物制药CEO）都已加入中国国籍。

这也让行业对国籍与企业责任的思考，多了一层新的维度：

虽然全球化时代国籍的选择是企业家的个人自由，但对于生物医药这个特殊行业而言，我们期待中国药企能走向全球，也必然会期待那些依靠中国健康市场崛起的企业家们，能与这片土地始终保持最深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