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以“投资于人”推动经济新模式转型

“中国经济再平衡已取得显著进展，但面对大国经济的新角色，需要调整增长模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在近日CMF季度论坛（2026年第一季度）上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国内需求、重构国际参与方式是未来三个支点，“投资于人”是推动这一新模式转型的关键一步。

更加关注“开门红”之后

黄益平指出，今年年初经济数据好于预期，但“开门红”之后要审慎乐观；过去两年均出现“前高后低”走势，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规划的大型项目对年初经济的回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更要关注经济如何保持稳定增长。

针对引起关注的中国经济“不平衡”问题，黄益平用数据回应：与20年前相比，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从过去最高的近10%降至2018年以来年均2%以下，即便去年反弹至3.7%，仍低于G20讨论中提出的4%参考线。

“从比例来看，再平衡确实已经在发生，进展非常显著。”黄益平说。但他同时指出，不平衡问题在国际上仍受高度关注，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已从小国经济成长为大国经济，顺差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了，但占世界GDP的比例上升了，当我们成为大国经济以后，要考虑和我们的经济伙伴一起共同成长。

关于“供强需弱”，也就是消费不足的问题，黄益平表示，其原因较为复杂，涉及政府行为、居民行为以及长期劳动力结构等因素。

他分析指出，过去由于劳动力富余，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导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消费随之走弱。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相似发展阶段也曾出现。以日本为例，1970年其消费占比处于最低点，经过40年，到2010年才回升至世界平均水平附近。中国的消费占比最低点出现在2010年，目前已经开始回升。

黄益平同时指出，按照经济学家蔡昉的判断，中国大约在2006年已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上工资应大幅上升、失业率下降。但当前经济减速对就业市场形成压力，而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对就业造成一定冲击，使得消费回升的路径更加复杂。

黄益平强调，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中国的消费水平已经在上升，并非持续下行。

经济新模式的三个方向

“过去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传统产业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当前核心挑战在于供给端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黄益平说。

从专利数据可以看出这一转变趋势：中国在多个领域的专利数量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尽管原创能力仍有差距，但在技术应用和扩散方面具备较强优势。

黄益平引用英伟达CEO黄仁勋的观点：当一个新原创性技术发明出来以后，获益最大的那个国家，不一定是原创那个技术的国家，而是能更好、更快应用这个新技术的国家。黄益平认为，这正是中国的机会。

在需求端，黄益平指出消费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大量快消新锐品牌创造了新的消费赛道，且这些品牌多为中国品牌，部分价格已超过国际品牌，表明中国已走过单纯靠低成本竞争的阶段。

黄益平提出，中国经济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增长模式，其核心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产业角度看，需要有一批新兴产业持续引领未来增长。他表示，虽然压力很大，但每个领域都已出现积极的信号。近期与创投界人士交流时，大家普遍认为，随着新技术的到来，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被提升、改造和重构的机会，当前已进入一个创新创业的黄金时期。

第二，提升国内需求。黄益平指出，消费需求的提升最终取决于两件事：收入和信心。所有政策最终都需要落到这两个点上，才能有效拉动消费。他希望中国提升消费的速度能够快于日本，日本用了40年时间，中国需要更大力度的举措才能实现更快进展。

第三，重构国际参与方式。面对国际秩序的变化，黄益平提出，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共同改进和提升现有的经济秩序，使其更加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投资于人”是关键

黄益平表示，本轮经济增长下行并非简单的周期性因素所致，因此需要一套“组合拳”式的政策思路。他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政策需要组合，不能仅靠宏观政策。当前，仅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宏观政策，创新创业还需要行业政策，同时改革政策也必须协同推进。保持“开门红”持续的关键在于可持续性，目标不应是短期推高季度GDP，而是实现长期稳定增长。

第二，政府功能需要转型。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未来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职能需要调整。一方面，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改革方向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向企业和市场让渡部分资源配置权利。另一方面，过去地方政府擅长修基础设施、推动大规模工业化，这些投入立竿见影。但面对创新活动，政府是否仍然最擅长？他认为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

第三，制定一系列政策关注“投资于人”。黄益平指出，中国提出“投资于人”这一提法具有独创性，在其他国家未见类似表述。虽然一开始理解上存在模糊，但其内涵丰富且具有独特价值。发展到当前阶段，人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投资于人”既包括提升人力资本，也包括增强社会安全感，同时还能反过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黄益平重点阐释了“投资于人”这一概念。他表示，“投资于人”既包括提升人力资本，也包括增强社会安全感，最终反哺新质生产力；“投资于人”，将是中国经济迈向新一轮增长模式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