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内需，该猛踩货币“油门”还是均衡发力？

“内需”是当前观察中国经济的关键词。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固在52%。然而，经济“暖数据”之下，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意愿偏冷的“温差”依然明显，多位经济学家警示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

“2025年的整个宏观经济积极一点说是处在经济复苏的早期阶段。”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内生增长的动力还得不到支撑。

当前经济面临的核心症结，被指向“供强需弱”这一长期结构性矛盾。随着全球贸易环境变化，过去依靠外循环消化产能的模式空间收窄，如何真正激活国内市场，成为紧迫挑战。

CF40 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特别提醒，在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若内需扩大跟不上，可能加剧“供强需弱”。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政策方向已然明确。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八大重点任务之首，凸显了在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下，激活内部循环的战略紧迫性。

在动能转换与信心重建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具体而尖锐：政策应如何精准协同，才能尽快重建需求的动力机制，有效化解需求不足的约束？

这考验宏观调控的智慧。

　　复苏进行时：基础是否牢固？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7%。全年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5.5%，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

金融市场上，股票市场、人民币汇率、社融增速、企业存款等金融指标有明显提升，企业盈利止住了连续多年的下行趋势，消费、劳动力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025年的整个宏观经济积极一点说是处在经济复苏的早期阶段。”张斌同时强调，“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内生增长的动力还得不到支撑。”

他直言，当前经济的回暖高度依赖财政举债、外需支持，而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仍存在不足。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偏弱以及居民买房和消费意愿偏弱。

“为什么大家买房子、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低，主要还是‘算不过来账’，内生动力还不够强，还是偏弱。”张斌一语道破。

黄益平从结构性视角提出了更深层的担忧。他将中国长期存在的“供强需弱”格局置于当前国际环境剧变的背景下审视。

他认为，过去中国通过出口消化过剩产能，缓解了这一矛盾，但随着中国成为“大国经济”且全球贸易壁垒增加，依赖外循环消化产能的空间正在缩小。“供强需弱”可能从长期结构问题，转化为制约短期增长的突出矛盾。他特别提醒，在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若内需扩大跟不上，可能加剧“供强需弱”。

在一片审慎声中，亦有相对乐观的判断。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对去年的经济提供了相对更乐观的解读。他承认去年个别经济数据表象承压，但通过拆解消费、投资和出口数据，认为经济实际表现出较强韧性。

“如果把所有出现的数量数据和价格数据放在一起，我们得到一个基本判断：去年经济是企稳状态，而不是继续面临持续下行压力的状态。这也是我们开始对今年经济更乐观的原因。”郭凯指出。

据郭凯预测，2026年中国的实际GDP有条件实现接近5.0%的增长，名义GDP增速有望同步改善。PPI同比增速预计回升至-1%，当月同比有望在2026年底回升至0左右，CPI同比增速预计也将小幅回升。

政策药方：该猛踩货币“油门”，还是均衡发力？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之首。

面对“供强需弱”与信心待振的局面，政策又该如何协同发力扩大内需？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宏观政策报告认为，经济已经初步具备了复苏的势头，政策再往前迈一步就能让经济持续复苏。

报告指出，逆周期政策力度是关键。财政政策方面，需要保持必要的举债和政府支出力度。货币政策是重中之重，是启动民营企业投资和居民买房的关键，通过更加明确的通胀预期管理和大幅度降低政策利率，有望让民营企业投资和居民买房算得过来账，激活经济持续复苏的内生增长动力。

张斌是“货币政策应更积极”的明确倡导者，他认为当下及未来的逆周期政策调控，需要更多倚重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

在张斌看来，财政手段扩大内需空间收窄，尽管公共债务扩张仍有空间，也不应该过多考虑公共投资的商业回报率。但是存在对公共债务增长的广泛担心，可投资项目减少，公共投资难度加大，短期内扩大公共投资更加困难。而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效力提升，资本市场、债务、房地产等市场规模大幅扩张，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更大。

具体做法上，张斌建议要改变对未来的预期。也就是说，要让大家预期未来价格上涨。同时，让企业和居民能算过来账，让企业投资的盈利预期显著大于融资成本，让居民买房成本不显著高于租房成本。而实现的关键在于央行非常明确的态度和尽量少的目标：最大努力实现通胀目标。

此外，张斌建议，充分使用总量政策工具，降低政策利率，实在不够就压低长期利率。还要打消货币政策使用中的各种疑虑，对更大力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降低政策利率总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比如宽松货币政策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恶化、降低政策利率会压缩银行息差、扩大中美利差并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等等。

“我觉得有一点要相信，但凡经济好了，经济活力上升了，无论对人民币汇率还是对金融机构盈利，金融经济指标都是更大的帮助和支持。迟迟走不出需求不足，对金融机构都是更大的伤害。”张斌表示。

郭凯则主张相对稳健、平衡的政策组合。他预期2026年财政政策将保持积极，而“货币政策不需要踩太大的油门”。

他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预计与2025年持平。需降低7日逆回购利率、存款利率和LPR利率10—20个基点，同时提供略高于2025年的中长期流动性。广义财政支出约需41万亿元，比2025年增加约1.2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赤字宜继续按GDP的4%安排。

黄益平将政策思考引向更深层的制度改革与分配领域。他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尤其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推动消费增长，收入和保障这两个方面需要花大力气。他特别指出，破解“供强需弱”不能只盯着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说的供强需弱，大部分都是在制造业里做文章。但是在制造业当中还能提升多少消费，还能创造多少就业，我们需要把思路打开，消费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黄益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