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深度解读“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也伴随着紧迫的时间要求，距离目标实现仅剩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张占斌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3期）上表示，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具备明确的特征与深刻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资源配置的更有效与更节约；第二，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第三，市场主体的充分保护，必须毫不动摇地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其核心目标是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第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这要求在基础制度规则、市场监管等方面实现公平统一，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坚决破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

张占斌强调，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制度方面——如产权制度、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及监管制度等，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表现尚佳，在制度建设及补足短板漏洞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推动。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和政府的决心。”张占斌表示，我们期待中国资本市场能够逐步走出一个“牛市”，以此更好地改善经济发展预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是既定目标，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其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张占斌分析，这种艰巨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前的生产关系中仍存在若干不合理因素，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巨大风险。当前，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面临诸多“卡脖子”难题。尽管近年来我们在突破技术封锁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彻底改变。正如部分学者所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这就要求我国的技术创新不能仅停留在应用层面，必须实现更多原创性、从“0”到“1”的突破性发展。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进程艰难曲折。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过程中，风险识别的难度极大。近年来，各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发展新质生产力及布局未来产业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面临着如何精准选择技术路线、如何有效识别风险以及把控投入力度等困扰。各级政府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部分地区仍存在“跟风”发展、“一刀切”执行以及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需在未来的体制建设中加以改进。

第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真正形成。当前，要素市场化配置中仍存在诸多堵点、痛点和难点。尽管我国在推进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成效显著，中央近年来也集中发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出台多项政策文件，突破了一些具体障碍，但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打破壁垒，可能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坚持与努力，才能从根本上完善市场体系。

第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关系的精准把握仍有欠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其中精准把握二者边界确实是难点所在。越是艰难，越能考验党和国家的能力与水平。具体来看，部分地方政府仍存在干预过多、违规操作等问题：一是行政干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腐败与寻租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政府信用问题，如部分地方政府长期拖欠企业账款，难以及时兑现承诺，引发民营企业和市场主体的不满；三是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前几年出现的所谓“远洋捕捞”式跨区域逐利性执法问题，虽然仅发生在局部地区，但社会影响极坏，对企业市场热情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春节期间再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这距离2018年的民营企业座谈会虽有时隔，但再次讲话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鼓励民营企业坚定信心，调动更多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的持续攻坚有待深化，调动资本和民营企业积极性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但目前改革遭遇诸多瓶颈。部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创新动力不足，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创新活力。当前民营企业发展也面临诸多困境，市场准入受限，部分领域存在“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现象，民营企业投资机会减少。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多数处于产业链末端，缺乏抵押品和担保，融资难度大、成本高。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甚至存在“合成谬误”，导致政策效果不佳。政商关系有待改善，部分地方存在违规执法、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影响了企业家的信心。如何进一步调动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仍需进行大量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核心在于如何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保持积极性，让资本不再感到“懈怠、紧张、焦虑”，从而构建更优良的政商关系，这需要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进行认真的探索。

第六，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的深层矛盾。将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作为重要战略，必须多管齐下，其中收入分配改革应及时跟进。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呈现出复杂化趋势，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部分人群收入出现下降，导致经济预期转弱，进而影响消费行为。因此，如何在当前背景下切实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解决老百姓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更好地“投资于人”，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解决的重大课题。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唤必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

第一，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必须顺应这一共同特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与经验。回顾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与突破。从最早设立经济特区、“春天的故事”唱响中国，到加入WTO，再到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以及近期海南自贸港的封关运作，这一系列历程表明中国在探索制度开放方面已迈出坚实步伐，但仍需进一步推动该项工作向纵深发展。

第三， 关键时期的紧迫任务。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关键时期，这也标志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到了关键节点。中央特别强调要扩大多边开放、双边开放、单边开放，向最不发达国家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实质上就是要采取一切可行办法扩大开放。因此，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揭示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紧迫性。其中，海南自贸港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肩负着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探索路径的重大历史责任，我们期待其能取得更大进展。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

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必须统筹处理好以下几组重大关系：

第一，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加速推进二者的有机融合，要以科技高水平自主自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二者之间是协同共进的关系，也是动力释放的重要过程。

第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体制改革的核心。双方需精准定位、协同发力。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个比较优势的共同发挥。必须强调的是，“有效市场”的前提往往是“有为政府”在先。如果政府能够“有为”且严守规则，就有可能推动市场有效，也就是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反之，若政府不能“有为”或不守规则，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就很难要求市场有效，也难以要求市场主体守规。就有可能出现“放得乱”，“管得死”。

第三，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既要强调“做大蛋糕”提升效率，也要强调“分好蛋糕”促进公平。

第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提法体现了党的守正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的是更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更加注重科技自立自强，更加注重国内大循环的实现，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人”，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第五，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内外联动、拓展空间的关系。协调好这两个市场对现代化至关重要。过去一年，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外贸出口实现大幅增长，贸易顺差达到1万亿美元。但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内贸与外贸，仍是需要重点解决的大事。

第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两者应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第七，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要致力于实现均衡发展与共同繁荣。

第八，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因素。民营经济也是“自己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是优势互补、携手共进的关系，共同担负起中国经济成长的重任。它们之间不是“有你没我”的零和博弈，而是互相成长、互相帮衬的“亲兄弟”关系。处理好这一关系，将更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