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逻辑和底座结构

文/张向东

不久前，刚刚闭幕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导思想里有一句话，就是保障“十五五”规划能够圆满实现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创新。的确是这样，改革创新是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我们到2050年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动力。

改革，就是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基础和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经济发展的底座。创新，会在高质量制造、新质生产力的方位上拉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在“十五五”开局时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去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事项：城乡融合。同时，《决定》里还有一个重要事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认为这两项改革和创新的实践，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底座之一，也是重要的顶层结构之一。所以，怎么样搞好城乡融合和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关于城乡融合。中央文件里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到204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应该达到78%-80%。现在是67%，今后十几年再增加10个点就是77%，增加13个点就是80%。这个目标并不难，应该比较容易做到。

第二个目标就非常重要、非常艰难了，就是到2040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力争达到78%。我们国家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48%，198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18%，改革开放40多年，增加了30个百分点，达到了48%。现在中国农村实际上还有7亿多农村居民，城市居民从户籍人口来说，也是7亿左右。这是一个基本状态。

我们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所以差了很多，主要原因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工作了10年、20年没有户籍落地。所以，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有两个配套的改革。

第一，城市的户籍要放开，对农民工要基本上彻底、全面地放开。放开不是一个口号，具体有三个措施：1、行政手续上要把户口办到位；2、老百姓(603883)到城里要有居住的地方。如果商品房买不起，政府有足够的保障房供进城的农民工居住；3、进了城的农民子女的教育政策要和城市居民一样，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要和城市居民一个政策。总而言之，最终要让现在还存在的2.5亿农民工安居乐业。今后十几年还有1亿多农民工进城，城市户籍也同样要一步到位。这是一项改革，目前全国都在推进。

第二，中国的农民都有三块地：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如果到城市落户了，他就离开了农村的户籍，这“三块地”就需要交出去，这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一个剥夺。

第三，承包地、宅基地都是集体用地，所有权是集体的，这是宪法规定的。但使用权也是一种私权，使用权的使用、交易、租赁、抵押，这是法律许可的。就像我们在城市里买房，其实购买的是70年使用权，土地还是国有的，你并没有把国有的土地变成私权，因此交易的就是一个使用权。假如你的这个使用权用了五年之后，房价翻了一番，500万变成了1000万，多出来的500万归谁？不是归土地所有权方，而是归你，你交了税就归你。

城市土地如此，农村土地也是如此。所以，中央正在非常着力地推进农村“三块地”使用权的转让、交易，当然不是卖给城市人口，而是转让给农村集体组织，农村集体组织拿了地只分配给在农村继续落户、务农的农户家庭还是租赁给城里边的某些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把农民的地租下来，用于发展规模化农业等，这里面可以是多元化的，但这个地的所有权还是集体组织的。

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场重大的改革。当农民自己离开农村的时候，这“三块地”可以租赁、交易，形成一笔收入，带进城里，而城里的房子由政府通过公租房、保障房来安置，农民在城里又有了就业。

这样可以通过农村“三块地”的改革和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最终使2亿多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的人落户，推动今后十几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1亿多人落户、就业，最终使得十几年以后，中国2.0版本城镇化能够圆满实现。

中国城镇化1.0版本是1980-2020年的40年，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了4亿多农民进城落户，使我们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18%变成了48%。现在是2.0版，要进一步推动30个百分点的农民在城市落户，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48%变成78%，或者打点折扣到75%，这样一来，最终就实现了城乡融合、双向融合。

第一个融合，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房地产20多亿平方米的库存。这个库存不是老百姓家里买了一套房、两套房、三套房的二手房库存，而是房地产商的一手房、新盖房，每年造它10亿平米、20亿平米，现在卖不出去而形成的库存。这个库存现在打了个六折、七折，政府以比较低的价格买过来，正好成为今后安置进城落户的农民的保障房，这是一举两得。

第二个融合，我们这20-30年城市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说既还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欠账，又解决了（上世纪）80年代到2020年我们发展过程所需要而增加的基础设施现实账。一个是过去的账，一个是现在的账。同时，我们许多基础设施都超前建设，把今后20年要干的基础设施事实上也提前了，也因此中国地方政府现在欠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债近70万亿左右，这是地方政府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还了账，没话说。但把未来也透支的账，怎么来平衡？

当几亿农民进城以后，整个中国基础设施的不平衡、过度投资、透支都会逐渐进入平衡状态，包括医院、文化和教育，也都有过度投资的现象，这些都能够因为农民进城而基本平衡。这是对于城市而言的。

对于农村来说，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几十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跟城市居民收入一直都是三到四倍的差距。

这不是城市反哺农村不够，也不是农村的能力不够，更不是农民耕地的效益不够，而是因为我们的农民缺少土地。中国现在一共20亿亩耕地，7亿多农民，按户口平分，人均3亩地不到。不管怎么运作，一亩地年均收入，平均就是3000元，种蔬菜可以到5000-6000元；种粮食就是700-800元，平均下来是3000元，3亩地就不到1万元。这是中国农民收入之所以和城市居民差3倍、4倍之大的原因。

进一步看，中国农民人均3亩地，美国的农民人均500多亩，加拿大人均1000多亩，欧洲农民人均300多亩，东南亚10个国家的农民人均也有100亩。

联合国有个标准，人均3亩地都不算农户，人均10亩以上、户均30亩以上，算是小农经济。中国现在农民人均3亩地，怎么办？把城市化率提高到78%左右，把农村居民从7亿多变成3亿左右，就能迎刃而解。当我们的农村人口了3亿多，他们在农村的“三块地”就可以变成耕地，中国的农村耕地会进一步上升到27亿亩、30亿亩，这样最终实现人均10亩地，10亩地就可以有3万元。所以，城乡融合会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城乡底座得到进一步的资源优化。

这件事是“十五五”期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它的意义不亚于农村土地承包制。

第二件事，是科技创新。中国的科技创新，在过去十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去年的研发费用为3.6万亿，比2020年增加了1.2万亿，增加了50%左右。现在中国的研发经费总量是世界第二，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是2.68%，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了一个高度的发展成就。

但我们有两个问题：一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还不够；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结合得不那么到位，有相应的分离。这两个问题都要在“十五五”到2040年期间着力解决。

在科技创新上，中国“0到1”、“1到100”、“100到100万”三个阶段都有一定问题。

0到1阶段的问题是，投入不足。尽管我们有3.6万亿的总研发费用，但到去年用于基础研究，“0到1”“无中生有”的关键技术开发费用只占3.6万亿的7%，比2020年5%增加了一点，但增加得不够。G20国家、OECD发达国在“0到1”阶段的基础科研研发费往往占这个国家总研发费的20%。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力争到2030年把研发费比重从现在的7%提升到10%，2035年能提升到15%，2040年能提升到20%，使得我们基础科研投入占总的研发费用的1/5，达到OECD的平均水平。

在转化方面，我们许多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不高，原因是缺少转化机制。我们目前的转化机制是，知识产权1/3归单位、归投资者，还有70%归发明者，谁转化谁没有股权，谁没有效益。光靠孤零零的发明者转化，就没有动力。需要有全社会、全方位地来转化的机制。我们要让发明者和创新者互相形成一个协议，互相分配。总之，这件事要到位。

第三，如果好不容易实现了从0到1，从1到100形成了生产力的成果，怎么样变成巨大的生产力、变成“独角兽”？这需要基金投资。

我们现在有30多万亿各类基金，但只有30%真正做到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周期”。在这个意义上，务必让30多万亿各类基金，至少有70%是“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周期”。

理论上应该法律上做个规定：凡货币基金储蓄产生的收益，对不起，基金的这些管理者别分红利，或者最多红利的0.01%，你不能还像风险投资那样分它20%，因为你什么风险也没有。你和老百姓拿钱放在银行里没区别，这个要调整过来。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联系不紧密，结合不到位。

产业创新就是产业链的创新，上游、下游、中游的产业链集群的创新。这个创新不光是说制造业，现在讲产业链集群是“1+10”。“1”就是制造业，“10”就是产业链的研究开发、物流配送、市场准入、检验检测认证、金融服务、绿色低碳服务、数字化服务、贸易、批发、零售以及售后的服务，以及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种第三方服务，最后，产业链上还有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投入，有人力资源开发和各种专业培训等等。

这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构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集群，构筑了各种生态业态、新的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十大生产性服务业，第一项是科研创新，然后形成产业迭代，那九条生产性服务业是创新性的服务，它是制造业利润提升的基础，是制造业效率提高的基础。

比如苹果公司就是做手机的，它把手机产业链上十大生产性服务业都负责研发到位，然后把制造外包给富士康，2亿部手机生产出来后，全归苹果公司去销售。这就是研究开发带动产业链集群发展的产业创新模式。

我们的华为又做手机，又做电脑，还做服务器，还做5G基站，还做机器人，还做汽车。但你看到过华为有一个自己具体的生产线吗？没有。它都外包给了别人，但是华为做了什么？华为就把这7大万亿级产品的产业链上一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都研发到位，这就构成了中央说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体化融合”。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十分精准地看到了中国科技创新存在问题，几十万人在分门别类地做研究，但产业链上的创新研发和生产性服务业都没展开。最后就是科研创新形不成生产力，形不成产业链，形不成产业链集群。

所以，“十五五”期间，一定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起来，一定要把我们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投入不够、转化不够、对“独角兽”的“投早、投小、投长”不够的问题解决好。我相信，把这两个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很重要的事情解决，就能把我们经济发展的底座和顶层设计落实到位。

（黄奇帆，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本文根据12月7日黄奇帆在“和讯财经中国2025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