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五十年忌：朝向内心的流亡

50年前的今日，1975年9月15日，漫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因癌症病发于上海华山医院病逝，享年76岁。3年后的6月5日，一则为丰子恺平反的书面通知送到其长子丰华瞻手中。他在国家彷徨的10年中被埋没的漫画及随笔，这才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一门显学。

而在大陆之外，丰子恺的日常书写则备受推崇。正是香港学者小思（原名卢玮銮）在1970年代中期，首度向香港公众系统介绍了丰子恺的艺术世界。如今，虽然画坛已难以寻觅“子恺漫画”的后继，但丰子恺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如同拓片般，拓印自旧时江南的幽暗风景，被传递，被展读，被文化旅游产业所征用。细察丰子恺在当代的接受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告别宏大叙事的思潮。透过阅读丰子恺，久已迷失的日常，重新成为我们文化感受力的核心。

重新发现丰子恺

在经历新批评以降的理论爆炸后，我们已不再相信一个宏大的、线性的文学史叙事。或许，应该有一种文学的地质学，在其中，不同时代的文学地层互相挤压、融合、创造、再生。某一具体作家，其生平与作品，不过是文学地层之间地质反应的产物，是一块留有时代印痕的化石。透过不同化石的组合，论者可以拼出截然相反的文学史叙事。故而，重写文学史仍是必要的，这一行为，往往是对当下文学境况的间接回应。

在其于1975年逝世时，丰子恺似乎难以逃脱被历史的地层吞没的命运。彼时的读者倾向于将他视为一位非关政治的儿童画家，因其主题的次要性而难以成为文学艺术史叙述的主流。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规定了论者的视野，他们目力所及的，乃是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文学不过是由无尽的斗争磨砺出的些微火星。

即使到改革开放初期，主流学界对丰子恺文艺成就的盖棺定论，依旧着力强调其与革命若即若离的关系。他被描述为革命的“同路人”，上海作家王西彦写道：“纵观他的一生，他应该是属于归向革命洪流的，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战斗成员，不过在前进的道路中，步履比较缓慢，有时且不免有些踟蹰而已。”由是，丰子恺与俞平伯、梁实秋、林语堂等非革命的，甚至带有那一时代语境下的“政治污点”的作家的联系被淡化，他思想世界里尤为重要的佛教因素，甚至一度遭到忽视。有论者称，丰子恺之所以皈依净土宗，不过是受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思想影响而误入歧途。

大陆之外，丰子恺的文化声誉，则较少被此类宏大叙事遮蔽。1970年代，香港作家小思发现了丰子恺漫画及散文的价值。她遂成为香港首位向大众推介丰子恺的学者，并与晚年的丰子恺建立了书信联系。小思回忆道：“那时，我为漫画配上文字的文章，刊登于《中国学生周报》，在选取丰先生的漫画时，我都是面向年轻人而选材。我借文字带领那些不认识丰先生的漫画画意的年轻人，进入画中。”在丰子恺作品于大陆重新结集出版前的1977年，她就已在香港编辑、整理丰子恺的闲适散文及其他文字作品并付梓。

与此同时，大陆的报刊上也开始出现解冻的信号。1978年8月23日，上海《文汇报》以《丰子恺遗作》为题发表一幅画作。不久后，在丰子恺亲属与友人的共同努力下，一篇丰子恺的生平小传于北京的《新文学史料》杂志见刊。但迫于彼时大陆的文化氛围，人们必须审慎地处理丰子恺留下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83年，丰子恺之女丰一吟编选出版父亲的首部散文作品集时，与佛教相关的内容遭到大面积删除。

不过，随着思想环境的变化，19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丰子恺的出版物愈发丰富，丰子恺研究也逐渐有了更多元、丰富的向度。1984年，丰子恺的亲友建立了一个小型的非营利团体——丰子恺研究会，并开始编印内部通讯刊物《杨柳》。这一刊物最初由丰一吟编辑，后来则由桐乡县政府主持。

之于他的故乡，丰子恺也已然成为一张可以用来招徕海内外游客的文化名片。1985年，丰子恺逝世10周年之际，其位于石门镇的缘缘堂旧居得到重建并正式对外开放。在他笔墨间浮现的文学地标，再度变得具体，尽管在一开始，这一商业纪念馆，充斥着廉价旅游纪念品和丰子恺作品的仿作。但它的出现却意味着，在长久的空白之后，丰子恺重新成为了当代文化地景的一部分。

儿童的崇拜者

然而，当丰子恺被看作一座文化富矿得到充分商业开掘时，当他为普通读者创作的漫画遭翻印成售价高昂的精美画册时，之于21世纪的读者，我们究竟应该在怎样的文化坐标系中，确定丰子恺的位置？

透过回望丰子恺作品的早期接受史，我们或许可以觅得一份答案。早在1941年，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就已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翻译成日语，作为中国丛书的一册出版。在该译本序言里，吉川幸次郎称赞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对此，他解释道：“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无独有偶，日本昭和时期的文豪谷崎润一郎在读过《缘缘堂随笔》后，亦表示，“（丰子恺）所取的题材，原并不是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谷崎润一郎的这篇读后感，于1944年时被夏丏尊迻译为汉语，刊登在《中学生》杂志第67期上。1946年丰子恺读过此文后，著文回应，认为吉川幸次郎与谷崎润一郎“好像神奇的算命先生，从文字里头，把我的习性都推算出来”。

他进一步自白道，虽然他的这些随笔文字都是随意而“盲进”的，但构成这些文字内在张力的，乃是他的“二重人格”：“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

在此，我们窥见了那使丰子恺与一众近代作家区分开来的地方：自始至终，他都作为一名儿童崇拜者在创作。

但矛盾之处在于，对童年的推重，乃是一种相对晚近的文化现象。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儿童”在某种程度上，是知识人为发现自我意识而构建的一种观念，而唯有在现代国家的教育制度之下，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结构性断裂才成为可能。儿童被视为预备役的国民，一个中空的容器，可以为不同的观念所濡染。

因此，绝大多数近代作家，虽都写过回忆童年的性情文字，但他们大多像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做的一样，在童年中寻找着某些根系：它们最终破开沉默的地壤，成长为现在的自己。这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童年想象，即认为烙印在潜意识中的童年经历，潜移默化着我们当下的自我构建。儿童，在他们笔下，是有待教育的，是今日之我的未完成形态。丰子恺的儿童崇拜，却全然相反，要求成人以儿童为师。他似乎保持着一种希腊神话似的退化观，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此后随着年岁渐长，人便不断地堕入尘惘。

日常生活的散文诗

在《缘缘堂随笔》中，我们可以得见丰子恺对儿童崇拜的因由。他所推重的，乃是一个理想化的儿童范式，他们有种近乎神圣的无知，能够跳出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避开物质主义的狂热，直接看见事物本身。

譬如，《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一文里，丰子恺问4岁的华瞻，他最喜欢什么事情，华瞻回道：“逃难。”起初，丰子恺困惑不解，在他眼里，逃难是让人“惊慌、紧张而忧患的一种经历”。华瞻却说，自己理解的逃难，“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

由是，丰子恺感叹，儿童“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金钱之于他，只是带有雕花的铜质胸章。词语在他眼中，永远是崭新的，浏亮的，没有被捆缚在一条永无止境的意义链条之上，它们将纯然因音色的简洁铿锵而被喜爱。抛开对物质的斤斤计较，放弃对词语的社会含义的执迷，“逃难”一词遂有了别样的光晕。

佛教思想所要求的对物质的淡泊，对“我执”的破除，是构成丰子恺儿童崇拜的精神要素之一。除此之外，明清小品文讲求自我表现的日常书写传统，亦深深影响了丰子恺的随笔写作。对于这些小品文，林语堂曾评价其在写作中“只可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出乎本意的爱好，出乎本意的憎恶，出乎本意的恐惧，和出乎本意的癖嗜”。

丰子恺随笔的率性与“冒进”，其由业余精神陶染出的松弛感，以及出没于字里行间的吴语惯用字，无不显露出小品文式的性格。从语言、形式到内容，这些看似散漫的文字都是出乎本心的书写。它们不追求言志，不以正统为模范，而是不断凝视着日常生活的奇迹，将它用文字的保鲜盖封存起来。

在回应谷崎润一郎评论的文章中，丰子恺把对日常生活的热忱与否，视作他眼里成人与儿童的分别：“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没有注意身边琐事，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即没有做孩子的资格。”他不单在随笔中，也在那些质朴简洁的漫画中，描绘这些日常。

在创作者的个体存在愈发成为一座又一座孤岛的后现代处境下，对日常生活的小叙事的迷恋早已不再新奇。但我们不能剥离开丰子恺创作时的具体语境，孤立地看待他对日常的强调。丰子恺漫画首次连载，是在1925年，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嗣后，登载丰子恺早期漫画的杂志，大多是激进的左翼杂志或教育类刊物。这些杂志，希望借丰子恺的漫画，将长三角地区都市青年的注意力，从鸳鸯蝴蝶派小说和其他类别的流行文化那里争取过来。

然而，丰子恺的漫画及随笔却和左翼杂志上的寻常文章大异其趣。他不属于任何文学派别，且从未卷入文坛的意识形态纷争。

与丰子恺同样被归于“闲适文学”作家的周作人、林语堂，则没有他的幸运。他们对晚明小品的文化怀旧，对生活趣味、童心和艺术之本真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对五四以降的启蒙传统的否定。他们或多或少都曾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怀着意识形态的激情进行创作。

但丰子恺念兹在兹，始终是属于此时此地的纯粹艺术。这并非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朝向内心的流亡。纵使世事纷扰，他依然备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郑重其事地度过每一日，就算到了流离失所的战时，他的笔下也时常闪现苦中作乐的幽默与达观。他会用戏谑的口吻，讲述日本飞机轰炸稻草人的场景，也会流连于逃亡路上所见的他乡民风。经由他的笔，一个生命如此鲜活地存在于历史的地层之中，不可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