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稻”平潭：七千年前华南海岛最早种稻人的“前世今生”｜访谈

文博时空 作者：安富建 “同样是以‘米’为主食的南方人，浙江人吃米超过了1.1万年、福建人超过7千年、而广东人只有5千年的历史。”根据各地考古发现的“最早水稻”，大致可以这样描述东南沿海相邻三省“吃米”的起点。

去年5月24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发布了浙江上山文化遗址水稻起源研究成果，首次确认：

约1.1万年前“驯化水稻”出现，稻作农业起源。

这是稻作农业溯源的里程碑事件。为此，当地政府高调召开了一场颇有规模的新闻发布会，昭告世界这一重要发现。新华社、中新社等权威媒体前往现场报道。

当锚定了稻作农业起源的“支点”后，水稻种植南下传播的图景愈发清晰：在福建闽江流域，福州市大坪顶遗址发现了距今约7500年的水稻。继续往南，广东珠江流域迄今没有发现超过5000年的水稻考古证据。

而“华南海岛最早水稻”的发现，稻农“出海”之早，更是超出了人们想象。今年2月，国际考古学期刊《考古科学杂志》（《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发表了《7千年前中国华南沿海岛屿的早期稻农》（《Early Island rice farmers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during the 7th millennium BP》）。通过对位于福建最大岛屿上的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出土水稻遗存研究发现：早在距今约7000年前，稻农已经跨洋到达福建平潭岛上。——这也是目前公开发表的华南地区海岛发现的最早水稻纪录。

该研究第一作者是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周桂宇，通讯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左昕昕研究员和壳丘头遗址群考古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宇研究员。

左昕昕说，“华南沿海岛屿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稻作农业，一是打破了人们对海岛上出现水稻可能年代偏晚的固有认知。实际上，壳丘头遗址群中年代最早的遗址——西营遗址的年代超过距今约7500年。在西营遗址也发现了丰富的水稻遗存。这意味着海岛水稻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相关研究还在推进中。二是长江下游一批携带水稻南下的早期移民，极可能经过海路乘舟抵达闽江口一带，进入福州大坪顶遗址、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生活。”

壳丘头遗址发掘区位置及遗迹分布，功能分区清晰

（图源：《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抵达平潭的稻农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从东南沿海前往台湾岛，最终走向太平洋岛屿。——这就是南岛语族起源与传播最主流的观点，即“闽台起源说”。南岛语族是当今“世界九大语系”之一、唯一分布在海岛上的人群。

“华南海岛最早水稻”的发现意味着：在南岛语族先民一波又一波迁徙至东南亚岛屿地区过程中，平潭稻农可能是最早的“探路者”。

左昕昕团队参与了《科学》发布的世界最早水稻起源研究（浙江上山文化遗址），并主导了“华南最早水稻”（福建大坪顶遗址）、“华南海岛最早水稻”（壳丘头遗址群）等研究，近些年主要围绕福建农业起源与演化等展开工作。

文博时空邀请左昕昕研究员，展开从万年水稻起源南下扩散至福建的过程，解读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华南海岛最早水稻”与南岛语族的关系，讲述如何在“水稻荒漠”福建平潭寻找几千年前扎根此地的水稻。

“万年起源”的水稻，抵达福建第一大海岛

浙江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年～8500年），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稻作农业起源中心。有“中国早期农业村落的样本”之称的浙江仙居下汤遗址，作为出土器物坑数量最多的上山文化遗址，入选了“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上山文化遗址群水稻遗存为研究对象，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区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团队于去年5月在《科学》发布的 《东亚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轨迹》（《Rice’s trajectory from wild to domesticated in East Asia》）一文指出，驯化水稻出现在距今约1.1万年前。

完成驯化不久的早期水稻，进入向外传播的初级阶段。吕厚远曾统计，到2020年，我国有明确测年层位、公开发表的早于八千年前的水稻考古遗址有12处。今年1月再次曝出重要发现。湖南常德澧县李家岗遗址公布了距今8000多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期古稻田遗迹——这是长江中游发现的“最早的古稻田”。

“诸多偏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已经发现了人们稻作栽培的实践。”左昕昕说，“目前看来，距今8000年～7000年左右，稻作农业进入向外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左昕昕，也是参与《东亚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轨迹》研究的全国13个单位的19位学者之一。

距今七八千年之际，稻作农业起源发展的关键阶段，各地发现了不少水稻遗存：

向北，淮河流域的江苏泗洪县顺山集遗址和韩井遗址、安徽蚌埠双墩遗址、河南郑州朱寨遗址和新郑裴李岗遗址等；

向西，汉水流域的河南邓州八里岗和关中盆地的北刘遗址；

向南，水稻进入闽江流域。

今天，华南地区农业以稻作著称，福建属于水稻大省之一。2024年，福建省早稻产量领先，在全国10个生产早稻的省份中单产位居第一。

在华南，水稻以福建发现的最早，其他区域（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等）发现的当地最早水稻种植基本在距今5000年前后。

2017年，地处闽江下游的福州市闽侯县大坪顶遗址发现了10粒炭化稻，距今约7500年。这是目前为止华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

所谓“炭化稻”是肉眼可见的水稻。遗憾的是，考古人员无法确认这10粒炭化稻是否为本地种植（也可能是携带进入）或者为驯化水稻（也可能是野生稻）。2022年，左昕昕团队在大坪顶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发现了大量水稻遗存，主要有大量来自水稻茎叶的植硅体，以及在陶片中发现了稻壳印痕和典型的水稻植硅体。

炭化稻、陶器中的稻壳印痕、水稻植硅体是常见的三类水稻遗存载体。其中，植硅体，是植物高等细胞组织中的二氧化硅颗粒，接近“化石”，芝麻大小的水稻叶片里，有以万粒计的植硅体。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植硅体化石，有上亿年历史。这为鉴别水稻、研究水稻起源提供了绝佳材料。与之相比，炭化稻属于有机质，相对容易被人们发现，但不易长期保存；陶器稻壳印痕伴随人类制陶行为，分布有限。

最终，大坪顶遗址水稻植硅体的发现，确认了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水稻种植的时间不晚于距今约7500年。

早至7500年的大坪顶遗址的水稻发现，一度是早期水稻传播的“华南孤地”，而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发现说明：稻农早在7500年前即已到达福州盆地，不久之后进一步向海洋迁徙登上海岛。

在福建最大的河流闽江口外的东南部，有中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海坛岛。海坛岛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主岛最近的地方。海坛岛属于福建平潭县辖区。自2017年以来，平潭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西营遗址、祠堂后遗址、壳丘头遗址等），刷新了人们对于壳丘头文化的认识，并推早了人类在平潭活动的时间，遗址群入选“2023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壳丘头遗址出土的人造工具（a，c），夹砂陶片 （b）和贝壳等（c，d）

左昕昕 供图

今年2月，左昕昕团队发表论文《7千年前中国华南沿海岛屿的早期稻农》（《First island farmers in the South China Coast》），结果显示：早在距今约7000前后，稻农已经到达平潭。——这也是目前公开发表的华南地区“海岛上发现的最早水稻”。

“‘向海而生’的海岛先民们，很早便开始接触农业。这属于一项颠覆性的认识。”左昕昕说，在壳丘头遗址群中，年代最早、距今约7500年的西营遗址也发现了水稻遗存，“西营遗址出土的水稻实际上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年代。我们和主要发掘方厦门大学正在进一步合作研究。”

近年来，考古研究已建立起海坛岛壳丘头遗址群7500～3000年考古学文化序列，海岛上的稻作农业连续存在。

平潭岛7000年以来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

（图源：周振宇《考古学视野下——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

距今7000年之际，福建大坪顶遗址和壳丘头遗址群的稻作农业几乎同时出现。此后，直至距今约5500年，福建沿海才又出现稻作农业的迹象。这意味着，最早南下的稻农，极可能跨海而来。

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短途航海技术。浙江余姚跨湖桥发现的独木舟，年代距今约8200～75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期间，存在早期稻农沿海岸线南下进入闽江下游流域的可能性。“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的峙头山遗址，是目前已知上山文化在沿海分布的最南端，距福建已不足200千米。”左昕昕说，“这一距离乘坐独木舟便可以抵达”。

后来，人群迁徙可能走陆路，沿闽江水系自北向南传入闽江下游流域。

在一波又一波南下稻农中，南岛语族先民出海了。

平潭海岛上“最早稻农”，是南岛语族先民？

1954年1月，距闽江口海岸二十多公里的福州闽侯县昙石村，人们在修建闽江堤坝时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是福建省考古史上第一个科学考古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昙石山遗址。

几十年来，历经十次考古工作，昙石山遗址年代序列清晰，前后包括昙石山下层文化（距今不晚于5000年）——昙石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黄瓜山文化（距今4300～3500年）——黄土仑文化（距今3500～3000年）。其中，昙石山文化，主要分布于福建北部与中部地区，不仅是福建省第一个被确认，而且是东南沿海最早被命名、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福建新石器时代考古始于昙石山。昙石山遗址是构建了福建史前文化演变的标尺之一。在大坪顶遗址种植水稻发现之前，福建沿海最早的种植水稻遗存可以追溯至昙石山下层文化层（距今约5500年左右，出现在闽江下游白头山遗址）。 2021年，昙石山遗址成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福建省唯一入选项目。

学者们认为，追溯昙石山下层文化的源头，最接近的是年代更早的壳丘头文化（距今6500～5000年）。壳丘头文化，是福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壳丘头文化先民以“以海为生”，是福建乃至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海洋文明的重大考古发现。

对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掘显示，早在距今7000～6000年，人类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地向沿海岛屿迁徙、开发海洋。对壳丘头遗址群的持续发掘，初步厘清了距今超过7000年以来的东南沿海文化面貌。

继昙石山遗址之后，壳丘头遗址群成为福建史前考古史上的又一重要坐标。

2024年12月16日，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首次集中展示了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最新考古成果。今年4月9日，中国考古博物馆壳丘头分馆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揭牌成立，这也是中国考古博物馆首个分馆。

中国考古博物馆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下设的国内首家国家级考古专业博物馆，而壳丘头遗址群这一轮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主持。

西营遗址出土贝壳

（图源：《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壳丘头遗址在1985年开展首次发掘，之所以持续受到国内外关注，更在于它是研究南岛语族起源的关键基地。

广泛使用的南岛语族原本是一个基于语言学的狭义概念，南岛语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主要分布在海岛上的一个大语系，世界九大语系之一，其分布地域东到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到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到夏威夷，南到新西兰。

时至今日，南岛语族的概念在语言学基础上，被注入族群与文化的内涵。南岛语族的源头在哪里？

南岛语族起源最为主流的是“闽台起源说”。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在族群发展史上，台湾岛是第一站。距今约6000年～4500年的大坌坑文化，是台湾岛上最早的陶器文化、新石器时代的起点。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这支文化的源头应该在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壳丘头文化是大坌坑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是南岛语族的祖先文化之一。实际上，平潭壳丘头文化及与之接近的金门富国墩文化、台湾大坌坑文化，是过去人们寻找南岛语族先民最主要的三大文化类型。

平潭，被视为南岛语族人群从东南沿海向台湾岛迁徙的“第一块跳板”。

基于这一认识，2004年5月，壳丘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此次发掘是中美合作项目“东南史前航海术和南岛语族”研究，其中，美方考古领队为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毕士普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焦天龙。焦天龙也是张光直的博士生，两人在学术观点上一脉相承；中方领队为福建博物院研究员范雪春（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现任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

此次发掘面积有限，最重要的收获是初步确立了壳丘头文化的年代。经过测年，学者们认为壳丘头文化的年代应该在距今6500～5500年。因为采集的数据样本有限，该文化确切的年代及是否会持续长达1千年之久而不中断，需要更多测年数据的发布。

时隔多年之后，2017年开启的这一轮发掘，壳丘头及周围遗址群首次大范围揭开。今年，左昕昕团队发布的《7千年前中国华南沿海岛屿的早期稻农》对壳丘头文化的综合年代学分析表明，壳丘头文化在距今约6800～6300和5800～5300年之间存在2个人类活动高峰期。这一研究是对壳丘头文化年代研究的重要补充。

在确认了壳丘头文化存在年代的同时，壳丘头遗址群水稻的发现，还丰富了南岛语族扩张的细节，为“闽台起源说”提供了证据支撑。

作为“闽台起源说”的重要主张者，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贝尔·伍德和焦天龙认为，稻作农业传播所导致的人口增长是南岛语族先民从东南沿海向外扩张的根本原因。南岛语族农人和水手将起源于长江下游杭州湾一带的稻作农业，经航海传播至台湾岛，并不断扩张。他们认为，最早的开拓者很可能是来自年代接近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5000年）等。

左昕昕说，“平潭发现的‘华南海岛最早水稻’，说明至少早在距今7000年前后，稻农已经跨海到达平潭岛上，开启了南岛族先民南下的序曲。”

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及岛屿东南亚考古遗址发现的主要的水稻遗存证据

左昕昕 供图

以稻农为主要扩张人群的“闽台起源说”，成为当下南岛语族研究语言学和考古学的主流叙事。

不过，这种单一线性的理论已经开始受到部分学者的重新思考。周振宇有文章指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一波波的浪潮，亦或称之为趋势”“几乎不可能确定某一个遗址或者文化就是南岛语族的最早源头，因此我们所有的发现都是在这个趋势中间的节点。”

 东南沿海的南岛族起源研究史前遗址分布

（图源：周振宇《考古学视野下——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

他认为，单一线性的理论无法厘清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过程，“至少我们认为目前学术界最为主流的‘闽台起源说’中，台湾并不是唯一途径和跳板，不能忽视大陆东南亚的陆上路线，作为陆地生物的人类，海洋迁徙应该不是唯一途径，此路线同样有多种迁徙途径。”

南岛语族先民“执水稻”出洋，寻找星辰大海。中国大陆是否还存在南岛族先民？

焦天龙、范雪春合著的《福建与南岛语族》一书提出“闽越国是福建南岛语族的国家。”闽越国是福建真正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也是西汉初期东南沿海最强大的诸侯国（甚至超过南越国）。史籍记载，公元前110年，闽越国被汉帝国所灭，上层贵族悉数内迁。福建地区人口数量骤减，本地原有的土著文化受到打击。南岛语族在福建地区的发展中断，走向中原化。其后，本地南岛语系元素融入了闽南方言。

来自“水稻荒漠”海岛的意外发现

2017年底，左昕昕在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结束博士后生涯后，举家搬迁到福建，入职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点从事新生代古生态、环境考古与植物考古研究。

“迁居福建缘于导师推荐，因福建缺乏相关领域的人才。”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左昕昕在福建开展研究工作逐渐进入状态，近些年和福建考古院、福州市考古队、昙石山遗址、壳丘头遗址等文物机构建立起深入合作。左昕昕先后主持的多项国家级项目均围绕福建本地的区域环境演变、农业传播。

左昕昕来福建，正好赶上壳丘头遗址最近一轮发掘。2018年，受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邀请，左昕昕第一次踏上了平潭。当时研究重点是进行平潭环境演变的恢复。

“初到平潭，我对发现水稻没有任何预期。”左昕昕说。

平潭的自然环境似乎不适宜种植水生作物。岛上常年大风吹，海湾地区全年大风（7级以上）的天数占1/3（有125天）；夏季大旱出现概率（达54%）为福建省最高。平潭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相当大的面积被风成沙所覆盖。当地盛传平潭“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平潭以花生、地瓜等适合夏季生长的块茎类植物为主，近些年才引进了极少面积的水稻种植。“平潭有明确文字记载种水稻的历史，不超过1000年。在宋至明朝期间首次被引入该岛，一直以来并不是岛上农业的主流。”左昕昕说。

毫无疑问，平潭的水稻种植曾长期中断过。

在之前的两次考古发掘中，壳丘头没有发现过植物遗存，学者普遍认为壳丘头人以采集渔猎为主，是典型的海洋生存模式。平潭红黄土壤呈酸性，加上风沙，岛上不利于有机物的保存，导致依赖“浮选法”（依靠水的密度，发现较大颗粒的炭化稻）发现农作物在本地考古中几乎“失灵”了。

水稻植硅体因为稳定性强、留存时间久，而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大坪顶遗址等）水稻研究的利器。

 福建海坛岛与壳丘头遗址群位置及周围地形

红色三角标志分别是“KQT-壳丘头遗址”“CTH-祠堂后遗址”

左昕昕 供图

起初，左昕昕和同事们带着仪器前往平潭壳丘头遗址附近的地层做地质钻探。地表往下3～4米范围布满黄色的沙子。令人意外的是，在沙层之下，有约40厘米厚的灰黑色的淤泥层。经过对淤泥层里的植物检测，发现了谷物类的植物遗存，推断是水稻，年代距今约3000多年。这也是平潭第一次发现水稻植硅体。

“既然这一片地层里有水稻，那么壳丘头遗址内会不会也有？”新发现引发了左昕昕的兴趣。

循着这条线索，左昕昕团队和周振宇团队合作，对壳丘头遗址和祠堂后遗址进行了详细样品采集，最终发现了大量水稻植硅体，并且具备三类水稻特有的植硅体类型（双峰型、水稻扇型和并排哑铃型）。与此同时，壳丘头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上也有稻壳印痕。值得注意的是，壳丘头遗址在岛的东北端，而祠堂后遗址在岛的南端。两个遗址之间的距离有几十公里远。这充分说明了壳丘头遗址群早期人群已经开始种植水稻。

 壳丘头遗址和祠堂后遗址采样现场图

左昕昕 供图

壳丘头遗址群水稻的大量发现，让左昕昕从环境演变维度思考，几千年以前平潭的自然环境可能与现在人们看到的存在较大差异，一些低缓地带曾经发育了滨海湿地。平潭自然环境的复原是未来可能的研究主题。

水稻从距今约7000年左右，沿着海路，传入福建平潭并持续存在。当时，水稻种植仍然只是人们采集渔猎之外获得的食物补充。

继昙石山文化之后，福建北部及中部沿海地区兴起了黄瓜山文化（距今4300～3500年）。水稻终于成为福建先民的主粮，福建真正进入农业社会。

参考资料：

周桂宇、左昕昕、周振宇、靳建辉、范雪春、卫俊杰等：《7千年前中国华南沿海岛屿的早期稻农》（《Early Island Rice Farmers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during the 7th Millennium BP》）, 《考古科学杂志》（《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25年2月

左昕昕、戴锦奇、吴卫、靳建辉、葛威、王银平等：《东南沿海地区7500年前水稻种植的微体化石证据》，《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22年12月

周振宇：《山海之间——考古学视野下的南岛语族人群早期文化交流 》，《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焦天龙、范雪春：《福建与南岛语族》，2020年11月

冯源、张泉、谭晶晶：《实证远古中国驯稻史》，《瞭望》，2024年6月

图片 ｜ 左昕昕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