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跨境金融纠纷亟待高效解决机制

周迪伦/文 　　5月12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官网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 

该《意见》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从完善创新创业金融服务、加强社会民生领域金融服务、发展特色金融服务、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展跨境金融创新与交流、完善金融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30条重点举措，推动广州南沙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建设中更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部分，《意见》第27条内容为：加强金融法治保障。深化金融监管与司法协同，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搭建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涉港澳金融纠纷解决平台，构建国际化、多元化跨境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推动促进金融纠纷的源头治理和实质化解，加强和规范行业调解和行政复议工作，助推金融监管部门有效开展纠纷化解工作，不断优化金融纠纷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衔接协作的工作机制，构建一体化协同解决平台。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持续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笔者认为，从最近数年来珠三角发生的非规范金融事件的暴露程度来看，这条内容殊为重要，尤其是这一句——搭建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涉港澳金融纠纷解决平台，构建国际化、多元化跨境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笔者就此呼吁，应加快搭建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涉港澳金融纠纷解决平台。原因略陈如下：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市场经济发达，民间财富较为充盈，民间资金的“逐利”动能也较为充沛，客观上为各种非规范金融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富氧环境”，相关非规范金融事件近年来呈现多发趋势。比如，比较典型的就有：鼎益丰事件——涉嫌集资诈骗，金额巨大；金钥匙集团爆雷事件——实控人出逃境外；泛华保险兑付风波——涉及资金近90亿元；广州芳村金融茶崩盘事件——把茶叶玩成了期货交易……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体制结构独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这种独特的体制结构为大湾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资源和发展空间，有利于充分发挥港澳地区的外向型优势和内地城市的资源优势，但也使得非规范金融事件往往呈现出跨境、跨监管的复杂化特点。以上述鼎益丰事件为例，多家香港上市公司牵涉其中，操盘者游走于香港和内地之间，受害者则遍布珠三角多地，这种情况对多部门、多系统的跨境监管协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上述泛华保险兑付风波亦牵涉美股上市公司……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发达，金融工具丰富、资金流动频繁、民间金融活跃、金融节点众多，在银行、保险、证券、投资等各个领域都容易存在一些灰色地带，辨识成本高，监管难度大。另外，在湾区内部，金融制度、货币体系、监管要求及会计税收等方面的规则和标准的差异性，也为一些不规范金融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不法人员对钻制度空子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非规范金融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屡禁不止，纠纷不断。比如，境外保险公司违规向内地居民销售“地下保单”、境外互联网券商在内地违规展业等等。 

总之，就笔者有限的观察，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非规范金融事件的严重程度已不容忽视，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涉港澳金融纠纷解决平台应尽快搭建，以助推国际化、多元化跨境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高效设立，进一步完善大湾区金融监管机制。

（作者系资深金融评论人，著有《做自己的基金经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