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流光：近距离欣赏一场“含金量”很高的展

文博时空 作者 颜歆窈 “自古黄金贵，犹沽骏与才。”黄金因其稀有性和永恒性，在古代成为权力、地位、财富和宗教神圣性的象征。中国最早的黄金制品出自与欧亚草原有着密切交往的西北边地。随着人口、商品和技术等因素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原地区也广泛使用黄金。中国古代数千年间的金器既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不同族群文化融合的见证。

此次首都博物馆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黄金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古代金器展”，甄选了来自中国西部、北部草原、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170件（套）金器，展品均为首次在中国大陆地区亮相，生动展示了中国黄金工艺3000多年的辉煌成就。

展览按顺序共分为“兴起：草原与早期中国”“碰撞：唐与吐蕃”和“融合：辽宋至明”三个部分，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区域的首饰、腰带饰件、车马饰、礼仪用具等金器，展现中国古代中原与周边域外地区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成果。

01 兴起：草原与早期中国

在文明发展的早期，欧亚草原的贵族和中原地区的贵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身份标识。草原贵族喜欢用带有动物纹的黄金饰品，而中原贵族主要使用青铜礼器和玉器来彰显身份。周至秦汉，受迁徙、战争和贸易等多种交流方式的影响，中原贵族也开始在日常生活和礼仪物品中使用黄金。

动物纹装饰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最初由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所创造，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开始，伴随贸易或战争的形式，斯基泰人（Scythians）将这种艺术风格传播到周边地区。动物纹经常被用作金属配饰的装饰，主要动物有鹿、马、鹰、羊、虎等动物。动物纹传到中国之后，极大地影响了战国至汉代的金属器装饰，被用在金属带钩、饰牌、车马器上。

春秋末、战国初期，河北北部与北京地区活跃着草原部族“山戎”，部分形制的山戎饰物，例如璜形项饰等，多见于更早期西伯利亚南部贵族遗存，是当时物品、人员和工艺交流的物质见证。受到山戎部族的影响，东周时期，北部草原地区流行卷曲动物形牌饰，例如马形、兔形等。

战国时期，活跃于甘肃一带的草原部族也为后世留下了饰物，有学者判断，这些饰物的制作者就是古文献中的“西戎”。西戎部族经常用色彩缤纷的珠子来搭配金饰，展现出浓烈的草原风格与本地特色。

战国至秦、汉时期，活跃于内蒙古、陕西和宁夏北部的草原部族，被学者认为是古文献中记载的草原上第一个部落联盟“匈奴”的建立者。尽管在古文献的记载中，西汉和匈奴在衣饰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从考古发掘的金饰来看，西汉贵族受到了当时匈奴的衣着和生活风尚的影响。

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带钩和管饰等较多呈现出中原风格与草原风格杂糅的特点。例如，这些器物上的龙纹、人物纹、虎纹与中原地区文物的纹饰相似，而斜格四瓣花纹、绿松石等又是西方草原风格的产物。

公元1世纪，活跃于蒙古和中国北方、东北方的鲜卑族大败匈奴，慕容一支建立了燕国，拓跋氏一支建立了北魏。鲜卑饰物继承了草原文化的传统，多用抽象纹饰，悬挂垂饰的“步摇”类饰物也独具特色，又从中原传播至中亚和朝鲜半岛。

02 碰撞：唐与吐蕃

公元7世纪，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与中原唐朝时战时和。初唐时，吐蕃用当地金器作为礼物送给长安，通过联姻互动，唐朝的金器也传入青藏高原。在吐蕃与唐朝的交往之中，金器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延续前代，横跨亚欧大陆，又有所开拓。通过丝绸之路等交通网络，来自中原、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多元文化汇聚于吐蕃，形成了具有吐蕃特色的金器风格。外来文化同样经由丝绸之路进入唐朝，唐朝的金银器在纹饰和造型上也都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汇。

唐代发饰样式繁多，装饰华丽，尤其是女性贵族头饰。工匠将金珠焊缀在金框边缘，或是将金珠密密地填满饰物表面，形成鱼子状地纹。在外来装饰技法的影响下，工匠也会在金框中包镶上红、绿、蓝等多种颜色的宝石，衬得饰品更加华贵。

在唐代女性发饰中，华丽又实用的小山形发饰颇具特色。它的名称源于如远山轮廓一般的形制，通常由金、银、鎏金铜等金属制成，佩戴时通常插在高髻之上或前额发际。

唐代还新创了“花钗”，这种簪钗一般由两股合成，一式两件，构图相同，但图案相反。佩戴时，花钗左右对称地插戴在发髻两旁。钗首是薄银片，被镂空雕刻成花草、兽鸟蜂蝶的纹样，灵感源自唐代流行的立春剪彩花。

吐蕃贵族喜欢用黄金制作首饰，并镶嵌大量绿松石。部分饰物以金珠为框、内嵌宝石，被称为“金筐宝钿”，这种工艺也被广泛应用在唐代金银器上。由于吐蕃的厚葬习俗，吐蕃贵族的陪葬明器也是用黄金和贵重材料制成。据学者判断，新疆草原部落墓地中金框嵌宝、刻画五官的覆面，应该也是受到了厚葬习俗的影响。

此外，吐蕃的马具风格也十分独特。对于吐蕃人而言，马既是日常运输工具，也能参与到战斗中，还是贵族葬礼中的祭品。在制作马具时，吐蕃工匠借鉴了源于西亚的翼兽纹元素，采用锤揲工艺制作出带羽翼的狮子或者独角兽形象。当地的绿松石镶嵌工艺也给马具增色不少。

03 融合：辽宋至明

辽宋时期，北方与中原依旧把黄金饰物作为身份象征。辽代的金饰综合了北方草原民族与汉式风格，宋代金饰则精致而富有生活气息。

辽代常见首饰有耳环、戒指、手镯、璎珞等几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男女贵族佩戴的戒指多为盾形，用金珠、宝石、立兽点缀，或者浮雕上花卉飞禽纹路。女性所戴耳环多为摩羯花苞形，男性耳环的花纹相对简约。贵族女性的手镯一般成对佩戴，手镯样式中间宽、两头窄。在早期中西亚和草原饰物风格的影响下，辽代手镯使用兽首来装饰两端。

辽代腰带式样丰富，并且仍受到唐代风格的影响，例如胡人牵狮主题的运用。带具使用金丝来模仿绳索垂挂小带，画面富于立体效果。

辽由草原民族契丹族建立，因此，马在辽代社会中也有重要作用。契丹鞍号称“天下第一”，辽代贵族用华丽的金银马具装饰马匹坐骑，来突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冬天骑射时，还可以通过捍腰（也称“擀腰”）来御寒和保护腰部，用丝带或革带穿系两端带扣，围在腰后，再在腰前打结。随着时间的推移，捍腰还成了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被雕上龙、凤纹等图案。

辽代的金属葬器包括冠、面具、靴、枕等，核心是金属面具和银丝网络，部分纹饰还融合了草原动物纹和中原云龙图案。虽然考古发掘的金冠是葬器，但根据文献记载，契丹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会佩戴金冠，这也反映了辽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在宋代，金银首饰已非常普遍，造型和纹饰也十分丰富。宋代发明了不少新款发饰，花筒簪就是其中一类。花筒簪有时单支出现，有时成对出现，并套上花帽制作成双股钗。

与辽、宋为邻的是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其统治区域在今中国的西北地区。西夏金饰较为罕见，下面这组头饰每件都呈叶形，满镶绿松石，辅以累丝装饰，整体设计理念和宋代发钗异曲同工，同时又具备草原和青藏高原饰物风格。

元代簪饰既延续传统，也有创新之处。源于宋代的竹节钗，到了元代，样式更加丰富。荔枝、瓜头钗的灵感源自宋代花鸟画，有两情相悦、瓜瓞绵绵的寓意。满池娇纹钗由宋式虫叶纹演变而来，展现了荷塘的花鸟景致。蒙古男子佩戴的笠帽，其帽顶用莲花形金镶珠宝装饰，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明初皇帝的冠饰中。

明代女性头饰开始使用“䯼髻”（dí jì），这是一种发罩，用来妆点各式簪钗。这些簪钗统称“头面”，包括插在䯼髻正面的“挑心”、插于挑心下的“分心”和“花钿”，以及倒插在两鬓的“掩鬓”和小簪。

其中，挑心的常见主题有观音、王母骑凤、麻姑献寿等；掩鬓的造型多做成带尾的祥云状或团状，两件一对。在头面上镶嵌各式珠宝玉石，也是明代金饰的一大特色。

明代继承宋代“冠帔”，以凤冠霞帔昭示命妇身份。霞帔底端用帔坠作为压脚，明代帔坠的纹饰中大多只有一只禽鸟。

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帔坠出土于明定陵，镶珠宝桃形的金帔坠分别镂刻着二龙戏珠及海水江崖和云纹，正中部镶嵌一颗象征火珠的珍珠。

04 黄金工艺

展览还通过学术研究和影像资料，详细介绍了部分中国古代黄金工艺。

珠化是将贵金属（例如金、银等）制作成细珠来装饰器物的技术。中国最早的珠化工艺制品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汉唐以后风靡一时，成为金器上的重要装饰技法。据学者研究，制作这些细小金珠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吸珠法”，先将金丝切成小段，放到盛有木炭粉的坩埚中，用炭火加热后，黄金熔融聚结成粒，冷却后，洗去炭灰就能够得到金珠。第二种是“泼珠法”，将熔解成液态的金液倾倒在一个撞击点上，金液四散，冷却后就成了金珠。

将金珠焊接在器物表面时，可以直接熔焊，将金珠沾上硼砂和明胶（动物胶）的混合物，在金片上摆放造型后加热。但是这种方法对温度控制的要求较高，学者又提出了合金熔焊的方法。将铜料或是铜盐（例如孔雀石粉）放置于焊点中，可以降低熔点。混合明胶、硼砂和孔雀石粉涂在金片上，将金丝和金珠在金片上摆好造型加热，不一会儿就可以完成焊接。

金银丝、片也可以镶嵌入器物表面，这种工艺名为“错金银”。首先，要在器物表面按照纹饰凿出或者铸出凹槽然后把金片固定在榄塘上，继而进行锤嵌工序。在镶嵌过程中，需要不断观察金丝和凹槽是否匹配、嵌合是否紧密，任何细小的失误都会造成镶嵌的脱落，影响器物美观。初步镶嵌完成后，需要将器物的表面打磨至平整光滑，使金丝间的接驳痕迹消失，以完成作品。

人类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跨越时空的文明碰撞与交流中，黄金与中国本土的审美工艺、文化和历史深度交融，最终形成独具特色、博采众长、美熠四方的中国金器。

观展攻略

黄金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古代金器展

展览地点：首都博物馆B厅

展览时间：2025年10月22日-2026年3月1日

开放时间：9:00-17:00，16:0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注意事项：展览免费参观，进馆需提前预约。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

交通：乘坐地铁1号线到木樨地站，向东步行500米即可到达。

图片 | 杜广磊、颜歆窈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