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广富林遗址，说广富林文化

文博时空 作者 翟德芳 宏伟灿烂的良渚文明衰亡了，当地继后的文化是来自北方的人群创造的，这一文化被称为广富林文化。这个最早移民上海地区的人群所创造的广富林文化是一个什么状貌呢？对这个问题我始终怀有兴趣，在看过崧泽遗址之后，我又专门去看了广富林遗址，才解消了我的疑惑。

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街道广富林村及北部一带，是目前上海发掘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具有巨大考古价值的遗址。如今广富林遗址建有广富林遗址考古博物馆和广富林水下博物馆，各种设施齐备，对访客极为友好，可在这里尽览上海的五千年历史。

上海考古史上发掘面积最大的遗址

1958年，广富林村村民疏浚河道时发现大量文物，次年上海市文管会考古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广富林村北端和施家浜西段新开河沿岸采集到新石器时期与商周时代的陶器残片，确认这里是一处古代遗址。然而正式的发掘要等到40年后。1999年10月至2000年1月，上海市文管会考古部在广富林村北部进行发掘，并对遗址进行全面调查与勘探，初步认定该遗址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这次发掘发现了一种叠压在良渚文化遗存之上的新的文化遗存，这种遗存与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豫东和鲁西南地区的王油坊类型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2000年至2005年，上海市文管会考古部对广富林遗址持续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近千平方米，确认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此后在2006 年召开的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确认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的遗存为新见的考古学文化，并命名为 “广富林文化”。 

2008年3月至7月，上海博物馆考古部联合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对广富林遗址进行第7次发掘，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2009年，上海市文管会等单位继续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6000多平方米。2011～2012年，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等六支专业考古队伍又发掘了1.5万平方米。这种大面积的考古发掘，主要是配合当地基建需要而进行的，这边发掘，那边基建，发掘一直走在基建前面。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使广富林遗址成为上海考古史上发掘面积最大、呈现历史面貌最清晰的一处遗址。

广富林遗址的主要内涵

广富林遗址持续17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包括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周代以后各个时期的文化层。其中北部高地上主要是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存，在高地与岸线之间的南部坡地上有钱山漾阶段、广富林文化堆积。周代至汉代的地层堆积和遗迹、遗物在广富林遗址普遍发现。

在距今5500年的崧泽文化晚期，广富林这里就开始有人居住。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形有鼎、甗、豆、罐、杯、盆、壶、器盖等。遗迹除了灰坑、墓葬外，还发现了人工堆积的黄土台。黄土台由1个主台和4个副台组成。主台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3米，堆筑方式为搬运周边的生土堆积于当时地势较高处，未发现明显的夯筑迹象。堆土纯净，几无包含物。4个副台位于主台的东面和南面，年代与主台相当或略晚。这种土台可能是当时的祭台。

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历时很长，从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一直到良渚文化的最晚期，这是一般良渚文化遗址少见的。良渚文化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另有侧身葬、俯身葬、二次葬等特殊葬式，鼎、豆、圈足盘、双鼻壶是基本随葬品组合。

广富林遗址钱山漾文化时期的堆积，叠压于典型的良渚文化层之上，又被广富林文化层叠压，为确认三者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奠定了基础。良渚文化终末期，环太湖地区文化动荡，气候的变化、地区间的冲突与交流，导致了良渚文化的消亡。广富林遗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诸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广富林文化的遗迹包括灰坑、水井、灰沟等。发掘所见的广富林文化的陶器，包括鼎、瓮、罐、细柄豆、罐形釜、壶、夹砂陶罐、夹砂陶刻槽盆、高领罐等。广富林文化的玉琮的发现至为重要。其与良渚文化的玉琮有明显区别，为进一步探讨广富林文化的属性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更加翔实的资料。

广富林遗址周代的遗存有水井、祭祀坑等。水井以中间掏空的圆木为井圈，分上下两层，上层直径大，用突榫与下部井圈固定，木井圈外部还垒砌石块加固，做工考究，木质井圈起保护水质的作用。遗物主要是印纹硬陶、原始瓷器，以及青铜器、冶铸铜器的石范等。一件较为完整的春秋时期青铜尊高24.4厘米，口径22.5厘米，是广富林遗址发掘出土的最为完整、体量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石范的出土证明周代上海地区的古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器制造的技术，是研究上海地区青铜冶铸史的重要材料。周代遗存的发现，对于认识广富林遗址在周代的社会发展水平、上海地区城镇起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富林文化概说

由广富林遗址而确立的广富林文化极为重要。广富林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地方性文化。目前可确认的广富林文化遗址都在太湖周边地区，其存续年代很短，从距今4100年到距今3900年，仅两百年左右，但它却非常重要：在空间上，它是连接长江和黄河早期文明的重要桥梁；在时间上，连接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和夏商之际的马桥文化；在地区考古上，填补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空白，是该地区考古研究的新突破。

广富林文化的居址靠近湖岸，有地面式建筑和干栏式建筑两种类型。地面式建筑在建筑方式和平面形态上又有不同样式，广富林12号房址为两开间房子，此外还有单间的和三开间的。房子的结构形式为木骨泥墙，中间墙体的墙面较为光洁，木骨外面的墙体也很平整，由于经过火焰烧烤，整个墙体较为坚硬。房屋周边有的还发现有室外活动面、散水等附属遗迹，推测房顶为出檐式。

广富林文化的墓葬间距较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度在2米～2.4米、宽0.6米左右；墓坑深15厘米～32厘米；大多没有随葬品，一座墓随葬器物则多达8件，集中在墓主右侧下肢骨处，器形有陶鼎、罐、杯、豆、纺轮和石刀；葬式为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不一。

广富林文化的房屋分散，墓地安排随意，墓葬头向不一，墓葬间距较大，无统一葬俗，折射其聚落内部没有明显的集权现象，社会凝聚力不强。经济形态方面，稻米是广富林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水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其另一重要食物来源，大范围竹、木建筑遗存是其充分利用湖泊获得水生资源的例证。

广富林文化的陶器具有鲜明特征，陶质为灰、黑、红褐夹砂陶和灰、黑、红泥质陶，多素面，器形有垂腹釜形鼎、浅盘细高柄豆、直领瓮、带流鬶和筒形杯等。广富林文化的玉石琮形制内圆外方，圆角，外壁略弧，素面，一件石琮外径约14厘米、内径约9.5厘米、高9.8厘米。

广富林文化在文化特征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比如在广富林遗址出土的遗物中，袋足陶鬶等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同类器十分相似。广富林遗址出土的袋足陶鬶，由三个萝卜状的袋足和粗短的颈部组成，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也有类似的造型，且具有完整的演变过程，广富林遗址出土者显然与龙山文化有密切联系，是早期南北文化融合的实证。

广富林文化固然是由多种文化因素融合产生的，但具体则有“外来说”和“本地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广富林文化的居民是北方南下的移民，有学者认为，在距今4000多年前，以王油坊类型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越过长江，征服并取代了良渚文化；后者则认为是当地的居民吸收了北方的文化因素。我观察广富林文化的陶器，感觉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性，文化面貌上差别甚大，不大可能从原来的良渚文化的系统上发展而来，但是否就是王油坊文化的移民创造的，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从广富林遗址的地层堆积上也可看出，良渚文化的居民住在高地上，而广富林文化的居民则住在更低的湖边，这里应是水面后退形成的坡地。在良渚文化、甚至是钱山漾文化的地层之上，是厚厚的一层淤泥，显然此地是在洪水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新的居民的，这些新来者大概已经找不到原居民的生存遗迹了。对于广富林文化的去向，学术界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即它参与了马桥文化的形成，但并不是马桥文化的直接源头。

图片 | 翟德芳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