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员北上的含义

国庆节前夕，两则官员调动备受关注。9月30日，广东省省长王伟中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而一日之后，江苏省省长许昆林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内蒙古和辽宁是北方的经济大省，也是东北振兴的重要省份，两省区的“一把手”配置，显现出中央在组织人事上进行区域协调和宏观布局的深层考量。

其实，新一轮的南方官员北上从2024年7月便拉开帷幕，长三角一批“70后”官员密集北上履新：宁波市副市长朱欢调任吉林省梅河新区党工委书记、梅河口市委书记；南京市高淳区区长蒋冰调任辽宁省丹东市委副书记，旋即当选丹东市市长；珠海市斗门区区长韩云任黑龙江省大庆市副市长。

厅局级官员的跨省调动，彰显的是中央在组织人事上的顶层设计：北上的3人均来自经济管理部门，蒋冰和韩云分别有会计学和区域经济专业背景。这样的跨省调任展示了某种意图：希望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用新的观念和资源网络，带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从厅局级到省部级，这一轮官员的北上调任，可谓渐成气候。这也为接下来的省部级官员人事调动，做出了指向。更多懂经济的省部级官员北上履新，有利于为北方经济的发展打开新局面。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突出，除了政策、资金等常规的宏观调控手段，官员交流也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东北和长三角之间的“定向”干部交流，就是在东北振兴和“对口协作”政策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

跨区域官员的调动，和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历史上，中高级别官员的跨区域调动就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在大一统的治理体系中殊为贵重。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地方官若久居一隅，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网；另一方面，中国不同省域的治理重点天差地别，通过跨区域调动，能不断丰富和历练官员的治理能力。

时至今日，因袭于传统的治理智慧，仍有着新的时代意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跨区域的官员调任，南方发达地区任职经历的官员可以把在那里工作的观念、经验和资源网络带到北方、带到西部，为欠发达地区注入活力，成为“先富带后富”的具体实践。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计划用3个五年规划，完成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即“十四五”规划奠定基础，“十五五”全面发力，“十六五”填平补齐。当前，“十五五”规划正在抓紧编制中，这既包括国家发展规划纲要，也包括各省的“十五五”规划、市县级“十五五”规划，而地方层面的“十五五”规划编制质量，关系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效，也直接攸关全局。

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十五五”取得决定性进展，排在首位的便是经济增长目标：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而，在这一时点上的用人倾向，透露出加强地方“十五五”规划，明确经济增长目标，为后发地区带来经济新动能的风向。

来自南方经济大省的政府“一把手”，无疑处在中国市场经济潮头，在处理政府、市场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时，有更丰富的实操经验，有更为广泛的企业网络，当他们调任北方，面对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更重的发展任务，可以付诸实施的经验，就更多一些，可以开拓进取的空间，也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