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村遗址：淮河文明与夏文化探源｜访古

作者 翟德芳 从明中都遗址公园出来，我直奔几十公里外的禹会村遗址。说到禹会村，很多人就会意识到，这个地名是否同大禹有关？先要肯定，确实有关。由于我自己在十年动乱中基本没有上过历史课，对于大禹，少年时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认知，是鲁迅小说《理水》中的“禹是一条虫”那句话。后来读《古史辨》，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颇为服膺。进入21世纪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很多重大的成果，然而关于大禹、关于夏，还是有不少问题并不清楚，所以对于禹会村的发掘成果，我是很关注的，这次有机会，当然要实地看一看。

大禹、涂山和禹会村

作为华夏民族的先祖之一，大禹在中国历史传说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不仅带领先民治理为患多年的水患，而且成为继舜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贤王”，有“大禹治水劈山导淮”“三过家门而不入”“禹会诸侯于涂山”等很多传说。地处淮河沿岸的蚌埠与大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说大禹，就不能不牵涉到涂山。涂山在哪里？汉唐以来认识就不一致，总结起来，竟有洛阳、渝州（今重庆）、会稽（今绍兴）、当涂（今安徽当涂）、濠州（今安徽蚌埠）五说。20世纪中叶、尤其是近年来，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者通过对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和地理地望的考证研究，证明了涂山就是蚌埠市西郊的那个涂山。

从禹会村远眺涂山

在涂山南麓、淮河东岸，有个禹会村，正得名于“禹会诸侯”之事。《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也记载“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为史料记载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方诸侯会聚禹会示意

蚌埠禹会村遗址是1981年发现的。2006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蚌埠市博物馆首先对遗址进行了实地勘察和普探，并确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为50万平方米，试掘表明这里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2007～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近万平方米。考古工作持续刷新学界对淮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

遗址中发现了一处面积近 200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式建筑（祭祀台基）。该建筑依托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台基表面存在烧祭面、方土台和成排分布的柱洞等系列特殊遗迹。大型礼仪建筑西侧发现一条祭祀沟，沟内填埋大量陶器。有一条铺垫白土的道路通向西南区域，该区域发现很多填埋大量陶器的祭祀坑以及功能不明的圆圈遗迹，临时性的“工棚建筑”(浅基槽)间杂其中。奇妙的是，这个祭祀遗迹正对着远方的涂山，因此启发了人们更多的想象。

禹会村发掘现场

考古发现揭示的文明图景

在双墩文化时期，禹会村遗址就有人类活动遗迹，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聚落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发展成为活动范围达2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南部的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以往发现的“祭祀台基”就位于内城东城垣之上。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深入，2021年年底，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有了更令人惊喜的成果：这18万平米面积的城址仅仅是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的内城，考古人员在其外围又找到了外城。从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判断，外城应是在内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目前外城的勘探工作还在进行中，城址规模至少在50万平方米以上，是淮河中游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

禹会村祭祀遗迹模拟复原

在禹会村遗址核心区，考古工作者揭露出一组礼仪建筑群。主体建筑基址呈“甲”字形布局，东西长108米、南北宽23米，由主殿、廊庑、祭台构成三级台基，显示出明确的礼制空间规划。主殿基址发现9组特殊柱洞群，经三维建模复原显示为直径达1.2米的巨型木柱，其承重结构可支撑起面积逾千平方米的殿堂建筑，这种建筑规格在同期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

禹会村出土的陶鼎

祭祀区发现的“燎祭”遗存极具特色，35处圆形祭祀坑呈北斗七星状排列，坑内堆积着经高温灼烧的动物骨骼、玉器残片和炭化稻谷。其中最大祭坑直径达3.5米，出土卜骨12件，骨面上刻有早期卦爻符号。与之相邻的器物坑群出土陶礼器组合完整，包括蛋壳黑陶高柄杯、白陶鬶、红陶盉等礼仪器具217件，器物形制与较晚的二里头文化礼器存在明显承继关系。

禹会村出土的四系假腹陶簋

禹会村出土的陶盉

手工业作坊区出土的陶窑群揭示出专业化生产体系，12座横穴式升焰窑呈带状分布，窑室内残留的陶器废品显示这里曾批量生产蛋壳黑陶。在制玉作坊遗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完整的玉器加工链，从原料切割、钻孔到抛光，各工序工具齐全，出土的玉琮半成品表面保留着0.2毫米精度的阴刻线，展现出惊人的琢玉技艺。

禹会村出土的石箭头

作为迄今淮河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龙山文化城址，禹会村不仅填补了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空白，更因其与古史传说的高度契合，成为探索夏文化起源的关键坐标。遗址出土的城垣基址、祭祀遗存、礼制器物等系列证据，构建起一个距今4300～4100年间的复杂社会形态的完整图景，将淮河流域推向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舞台。

文化谱系中的关键坐标

研究显示，禹会村遗址存续时间约300年，文化面貌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轨迹。早期遗存中的夹砂红陶鼎、侧装三角形足鬲等器物，与豫东王油坊类型存在明显关联；中期出现的蛋壳黑陶、白陶鬶等则显示出对山东龙山文化的吸收创新；晚期遗存中突然涌现的青铜冶铸痕迹和夯筑城墙技术，暗示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互动。这种文化层叠现象印证了淮河流域作为文化十字路口的枢纽地位。

禹会村遗址出土的陶鼎

禹会村出土的陶鬶

碳14测年数据显示，遗址兴盛期集中在公元前2100～前1900年，恰与古史记载的“禹会诸侯”时段吻合。出土陶文中的“禹”字符号与甲骨文存在明显谱系关联，5件刻符陶片上的图形文字可辨识为“禹”“会”“山”“水”等意象。值得注意的是，遗址出土的玉璋，形制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暗示着礼制传统的跨区域传承。

禹会村出土的陶璧形器

与周边文化的对比研究揭示出禹会村的独特地位。其城垣规模（约35万平方米）不如同期的石家河古城（120万平方米），但礼制建筑的复杂程度却更胜一筹。陶器组合既包含江汉地区的印纹硬陶元素，又融合了黄河下游的素面磨光工艺，形成独具特色的“淮系风格”。这种文化融合现象为理解早期中国的文明互动提供了珍贵样本。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意义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现改写了传统的文明起源叙事。遗址显示出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远超预期：城墙与壕沟组成的防御体系周长2.8公里，工程量估算需10万立方米土方，按当时生产力水平需要5000人持续工作两年。这种大规模公共工程的组织实施，证明该区域已形成强有力的权力中枢。

禹会村遗址出土的黑陶壶

出土器物反映的等级制度清晰可见。大型墓葬随葬玉钺、牙璋等礼器，中型墓配置陶礼器组合，小型墓仅有生活用具，这种三级分化表明严格的社会分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祭祀区出土的玉琮形制与良渚文化晚期器物相似，但制作年代晚于良渚文化消亡期，暗示着礼制观念的跨区域传播。

禹会村出土的陶鬶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禹会村遗址提供了关键连接点。其文化因素向西渗透至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向东影响岳石文化发展，向南与斗鸡台文化产生互动。这种文化辐射网络证实了淮河流域在文明整合中的枢纽作用，为理解“早期中国”的文化认同提供了物质证据。

禹会村的祭祀遗迹

我到达禹会村遗址考古公园的时候，大概因为春节假期，园中没有工作人员，文化陈列室也没有开门。不过这样也好，我徜徉在遗迹间半完工的道路上，先后考察了祭祀遗迹和发掘场地，在蚌埠博物馆和安徽省博物馆又看到遗址的出土品，对这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和考古价值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据我所知，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持续深入，无人机遥感测绘新近发现的外围水系遗迹，可能揭开更宏大的水利系统面纱。随着多学科研究的推进，这座淮河古都的秘密将不断被揭示，为重构夏代历史提供更多的关键证据。

图片 | 翟德芳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