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全球资本新牌桌

文/侯恬

2018年4月，海南的历史坐标被重新定义——中国高层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将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赋予海南改革开放新的重大责任和使命。

自此以后，“海南自由贸易港”便从未缺席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2019年，“推进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2020年，“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2021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重大举措陆续推出”；2022年，“推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新举措”；2023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推进”；2024年，“赋予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更多自主权”；2025年，“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

自贸港全称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相较自贸区，它在贸易、雇工、投资、出入境等方面实现了更全面的开放与自由。海南自贸港连续七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其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

自由贸易港在中国其实并非全新概念。若以特定历史形态追溯，从上海租界到香港，再到如今规划之中的海南，我国自贸港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中国需要自贸港作为对外开展资本和经贸活动的桥梁，国际资本也需要自贸港作为进入中国的通道与地缘纽带。

但是不少人都认为，如今的海南相比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大型国际化城市，在交通、产业、人才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

实际上，资本不仅需要办公楼和银行，同时也需要（并且乐意）在一定区域内进行规划、建设与投资，这在过去哈尔滨、上海和香港城建历史中都被印证过。

海南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有相比其他沿海城市或小岛更大的发展潜力。它不仅能满足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需求，还承载着国内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使命。从这些角度看，它就像一个天然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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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刚需

自贸港，其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过。

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法律体系与国际存在差异的背景下，我国想要对外开展资本和经济活动，需要一个具备特殊功能的区域作为“缓冲带”。这个区域需要有相对宽松的贸易环境、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自由兑换的便利条件，从而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搭建起跨境贸易和资本流通的桥梁，这正是自贸港的核心价值所在。

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附近，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缓冲带存在。

19世纪中叶，上海租界作为中国近代首个具备自贸功能的特殊区域，承担了中国与世界经贸的“联络人”角色。尽管其形成源于殖民侵略的不平等条约，但客观上它满足了国外资本在中国逐利的需求，也逐渐发展成中国近代工业与跨国资本的集聚地。

《南京条约》签订后，租界当局通过移植西方商法、税收制度与金融规则，构建了独立于清政府的治理体系。外国商人在各个租界中自由开展业务，货币兑换与资本流动几乎不受限制，形成与全球市场接轨的经济生态。

这种制度设计虽服务于列强资本，却成为中国被动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开始。

1870-1920这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欧美资本在上海的租界区域中快速扩张，我国贸易和国际投资额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近12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总额大量增加，到1920年，外资垄断了我国近50%的纺织业、近80%的煤矿和全部的钢铁生产。

上海租界在此期间始终占据全国50%以上的对外贸易份额，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知名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入驻上海，上海成为了继伦敦、巴黎、纽约之后，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国际地位超过东京。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开放是以牺牲主权为代价的，所有的利润自然不属于中国，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也相对有限。

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向我国大量输出其过剩工业产品，同时通过压低中国进口关税、压低中国本土原材料价格等一系列措施攫取商业利益。我国的贸易逆差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加，利润大量流向外资企业。这套不平等的贸易体系最终崩溃。

随着上海租界作用的消失，香港开始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制度优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桥头堡，同时也成为海外资本在大中华版图中钉下的一个楔子。

实行零关税政策，没有许多贸易限制，香港具备高度开放的金融环境，资金、人才、信息等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同时，香港的法治体系更符合西方国家的规则，这使其成为继上海租界之后，连接世界资本与中国大陆的又一个“超级中间人”。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约60%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近60%的对外投资都通过香港完成。在香港的转口贸易中，近50%的货物原产自内地，而超50%的货物以内地为最终市场。此外，香港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全球约75%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在此进行。

香港股市也为中国内地企业的上市需求提供了重要平台。截止目前，已有超过140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占港股总市值的70%以上。2018年港交所启动IPO制度改革后，中国更是迎来了中概股回归大潮，阿里、京东、网易、携程等多家在国外上市的中概股纷纷赴港上市。

香港，一个面积仅1106平方公里的水陆城市，却成为了整个中国与整个世界资本交流的一座桥梁。在此基础上，中国即将推出第二个更具雄心的桥梁——它规模更大、策略更深远、规格更高，还拥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它就是未来的海南。

02 布局

在我国对外开放中，香港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同时它也面临着一些局限性：

首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之后，香港社会的硬件层面已经较为成熟，地域面积较小，建设空间有限，能够容纳的新增资源有限；

其次，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在国际博弈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下，过度依赖单一离岸节点会存在安全风险和各种隐患；

此外，港币与美元挂钩的本质，使其长期来看始终难以突破美元主导框架。仅通过港币进行国际金融活动也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因此，中国需要一个未来能和香港媲美的另一个的对外开放门户，其特征应该是更新、更大、具有更强主导性。海南显然会成为综合各种条件之后，最合适的地区。

地缘上看，海南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着14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市场和近7亿人口的东南亚市场。同时，海南是中国连接东南沿海、东盟和东南亚的区域航运枢纽。其4小时飞行圈可覆盖亚洲21个国家和地区、47%的全球人口以及全球30%的GDP；8小时飞行圈则可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67%的全球人口以及全球41%的GDP，是我国面向海外的交通要地。

在面积上，海南岛陆地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远超我国其他自贸区的最大面积120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十多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面积。广阔的腹地使海南具备更大的资本吸纳能力和发展空间。

海南还有一个香港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海南能够通过人民币进行资本活动。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拥有相对独立且可自由兑换的港币，而可自由兑换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

出于安全考虑，我国对货币兑换存在一定限制。然而，一旦海南成为自贸港，其使用的人民币将成为离岸人民币，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自由兑换，不再受国内兑换限额的约束，这将显著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和全球竞争力。

很多人认为比起上海、香港等已经发展起来的自贸区，海南在交通、产业、人才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但国际资本也需要一个可供建设的地方进行规划和投入。无论是从地理位置、面积还是发展空间等角度看，海南的舞台都更大，也更符合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求。

事实上，已有一些眼光超前的国外资本开始计划在海南进行投资建设：

法国一知名投资者计划在海南岛建造一个“法式度假村”，且已于去年与中方有关机构签署了相关协议；意大利国际足球学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决定在海南筹建一家足球、排球训练学校，且已初步洽谈好项目选址；韩国LS集团乐星电气于去年底来海南进行考察，并表示希望利用海南的区位和政策优势，建立起面向东南亚的产业链。

03 发展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规划，海南将在2025年底实现封关运作。封关后，海南全岛将成为一个“境内关外”区域，概括为：

一线放开，即海南与境外之间的边界，货物、资金和人员可以自由流动，不受海关监管限制；二线管住，即海南与内地之间的贸易将实施适度管制；岛内自由，即货物、资金、人员等经济发展要素在海南岛内可以实现自由流动。海南还将拥有独立于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海南发挥类似香港的资本桥梁作用。

很多人不看好海南，一是因为海南发展历史上有多次失败的经验，二是因为海南发展水平始终较慢，到2024年海南全省GDP也仅有0.79万亿，仅占全国GDP的0.6%不到，其本地产业、交通、人才等方面都较为落后。

但是无论是上海还是香港，甚至国外新加坡，都是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拿新加坡来说，1969年，新加坡实施《自由贸易区法》开始自贸港建设时，其还是一个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小渔村。经过60多年时间发展，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金融中心，2024年新加坡人均GDP突破9万美元，名列世界第四。

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高效率的港口运营能力，是新加坡作为自贸港能取得成功的基础条件。而海南地处海上交通的重要节点，又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在发展转口贸易、航运物流等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与自身需求有限的新加坡等岛国、港口型国家相比，海南背靠庞大的中国市场，为其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海南的规划吸收了香港、新加坡等贸易港的成功经验，一方面实施相对自由的贸易、金融等政策，另一方面，实行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法制体系，以加强其对全球资本以及人才的吸引力。

相关政策规定，在海南有实质经营的企业所得税最高不超过15%，高新技术产业还有免税政策。另外，海南对其常住居民最高仅执行15%的个人所得税，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税收更加低廉。与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海南的税收优惠力度甚至更大。 

政策的稳定性是外国投资者入驻自贸港最关注的因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将自贸港各项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逐步构建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法律体系，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增强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深耕海南自贸港的信心。 

自贸港政策实施以来，各国企业纷纷入驻海南。2024年，海南全年新增外资企业2072户，同比增长19.77%，目前来到海南的投资者已遍及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海南正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浦东一样，成为中国开放的新高地、投资兴业的新热土。

04 写在最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副部长李金波，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我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需要，它承担着引领我国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并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深层次改革的重任。

海南就像一张真正由中国自己搭起来的牌桌——而不是由其他国家或资本一手运作，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新旧交替的历史节点，海南自贸港的出现和发展，将有机会解决掉一些旧牌桌、旧规则、旧秩序的老问题，同时给新玩家、新规则、新秩序以一个全新的空间，任其纵情驰骋，同时不与中国利益形成对抗。

不论是规模，政策，制度规则的主导性上看，海南都很难称之为下一个香港。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甚至比今天的香港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