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医院：大公司新潮流

文 | 老鱼儿

编辑 | 杨旭然

如今，大企业们对开医院的兴趣相当浓厚，其中不少都已经着手建设。

今年1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关于同意抖音集团设立北京爱瑞医院（待定）项目的批复》的通知，让“抖音集团将在北京建三级医院”的消息成为网络热搜。

资料显示，该医院为三级综合中外合资合作营利性医院，床位数800张。

一个互联网圈的大厂，触手却伸向了医疗界，看似八竿子打不着，实际上却正契合了如今涌动的“跨界办医”热潮。

细数近些年来巨资投入医院建设的企业，茅台、美的、京东方、安踏……无一不是各行各业响当当的名字。

从互联网到制造业，从白酒到服装，大量企业试图在遥远的医疗市场上分一杯羹。这背后既有企业多元成长的内生动力，也彰显了不论在什么年代里，“治病救人”都是有着明确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双重属性的黄金赛道。

尤其是随着公立医院的普惠属性逐渐加强，高端医疗规模庞大的市场空白，已经被大企业们定义为面向未来的重要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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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传统

中国企业，其实有着悠久的办医院历史。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承担着“小社会”职能，从学校到食堂，从宿舍到商店一应俱全，其中当然少不了医院。彼时，这些医院主要服务于内部员工，兼具福利性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间资本开始介入医疗行业。尤其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于是，大量资本开始涌入医疗赛道。

《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15年底，全国公立医院数量13069个，民营医院数量14518个，占全国医院总数的52.6%，已经超过公立医院。到2023年底，民营医院数量已经到达26583家，占比69.3%。

在企查查以企业名中含“医院”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有235664个结果，其中有138268个结果是成立于10年以内，占比接近60%，足以证明这十年来医疗赛道的火热。

不过，民营医院数量虽然增加了，但市场占有率却迟迟停滞不前。

2015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27.1亿人次，占医院诊疗人次总数的88%。这也就意味着民营医院仅占12%。而到了2023年，全国总诊疗量42.6亿人次，其中民营医院7.0亿人次，占比也只增长到16.5%而已，连五分之一都没有。

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之间巨大的流量鸿沟，凸显的是这个赛道上的超高技术壁垒。

尤其是在人才体系搭建上，公立医院以强势地位几乎笼络了国内所有的顶尖人才。而且随着2004年以来医疗系统的体制改革，公立医院也开启了对外扩张，医生的收入也大幅提升。

面对公立医院强势的地位，民营医院没有底蕴、没有技术、没有经验、没有社会地位，很难对优秀医师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2018年，服装业龙头企业雅戈尔及下属子公司出资10亿元，共同在宁波建设普济医院，并信心满满要将其打造成宁波投资最大、规模最大的医院。

但是这庞大的野心很快被现实浇灭。2021年，雅戈尔在半年报中突然提出，要退出医疗健康产业。更是在2022年计划将普济医院捐赠出去，只是因为中小股东的反对才就此作罢。导致雅戈尔办医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相关的运营团队和经验”。

而且医疗是重资产、低利润的行业，投资医院回报周期漫长，平均超过10年。这与企业和资本追求快速盈利的诉求相悖。

这就造成，往往一个企业的成长期已经过去了，医院的盈利期却还没到。

万达集团曾在2016年—2018年先后宣布与英、美不同医疗集团合作至少五家医院，并有三家启动了建设。但是很快，随着房地产进入低谷，万达不断割肉套现以应对资金流动危机。在广州盖起来的医院2021年9月被质押了出去，青岛的“万达医院”也已经更改了门庭。

02 火热

尽管前路坎坷，企业跨界办医的热潮却仍然持续不降温，这背后主要有三重推力。  

第一是老龄化催生的万亿市场。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1031万人，首次突破3亿人。这3亿中国老人的衣食住行、医疗健康、文化娱乐需求，是一个足以颠覆传统消费逻辑的“超级市场”。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16万亿元，并将其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在如此广袤的健康产业中，医疗服务仍是一个极具潜力的黄金赛道。

第二是高端医疗市场空白。

近十年来，中国医疗卫生格局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2014年到2022年，9年间公立医院数量连年下降，从13314个下降到11746个，减少1568个。虽然2023年，公立医院数量新增了26个，但床位数却从2022年的5363364张下降到5335788张。

2023年公立医院收入规模达4.09万亿，在有2022年的低基数的情况下，同比增速仅12.8%，明显低于疫情之前的数据。

公立医院规模的萎靡，很大程度上源于政策高压。

近些年来，两票制、药品集采、DRG/DIP等政策频出，不断指引公立医院以公益性为导向进行改革深化。这就意味着，国家要求公立医院未来更多的是要最大程度节约医保资金，最大范围地提供普惠，满足更多人的就医需求。

这样的政策目的无可厚非，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其中是不是也会牺牲掉一部分高端的就医需求？答案是高端就医需求必然会更多地独立出来。

2024年第十批药品集采结果出炉之后，3分钱一片的阿司匹林激起了国人对集采药品的大争论。矛盾的焦点之一，就在于并不是所有患者都想吃三分钱一片的阿司匹林，希望吃3000块钱一片高端药的患者大有人在——人们倾向于将“贵”与“更好的效果”划上等号。

未来，民营医院可能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答案。

根据“十四五”规划，社会办医机构在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主要扮演补充角色，应以满足特定人群的医疗需求为导向，特别是公立医院难以覆盖或不愿涉及的领域。

为此，国家甚至放宽了外资准入的限制。2024年7月11日，国务院允许在沈阳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以中外共同捐资方式，按相关规定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第三是一些大型集团的业务转型和业务协同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趋于稳定，对于一些已经发展了20～30年的大型企业而言，主营业务也已经进入成熟期，甚至遭遇瓶颈，走到了转型和多元化的十字路口。

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家电行业。随着全球家电市场饱和度的上升，各家电巨头都在积极寻找其他的发展曲线，并不约而同把目光放在医疗赛道：

2017年，海尔集团正式布局大健康，旗下上海永慈康复医院9个月实现盈亏平衡，开业一年营收过亿；2021年，收治住院患者近6000人，600张床位使用率在97%……其中奥克斯2006年投资建设的明州医院，在2021年营业收入已超过10亿元，已成为浙江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之一。

还有一些看似和医疗不相干的大企业，会选择为了降低对单一业务的依赖，和平熨行业周期而进行医疗跨界。

2024年上半年，京东方显示器件业务营收达780.1亿元，占总营收的83.54% 。为了多条腿走路，京东方从2016年开始，分别在合肥、成都、苏州、北京建设医院，而且大力发展数字医院，可称得上是目前把医疗服务战略级别放得最高的中国科技企业。

2024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京东方数字医院总门诊量达76万人次，总出院量达3.1万人次，营收约9亿元。预计2024年，京东方旗下所有医院的营收在20亿元左右。

此外，有些企业看中的不仅是医疗服务的直接收益，更是与自身业务的协同效应。

这方面中国平安已经做出了比较成功的探索。

此前，方正集团旗下的北大医疗连年亏损，在中国平安接管后，其业绩大幅改善。总收入从2020年的36.8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约55亿元，2024年预计实现盈亏平衡。

从平安角度而言，北大医疗补齐了自身在线下医疗资源方面的短板，也能让平安的保险客户群体感知到平安的线下医疗服务能力。

字节跳动的情况也是类似。其线上药品销售、大量的医学领域的内容创作者，大量的医疗类流量，和正在积极布局的医疗科技，都可以对医疗服务业务形成一定的支撑——虽然这与真正经营一个成功的医院集团，还相差甚远。 

03 写在最后

各个大厂跨界办医的目的虽然不同，不过可以视之为殊途同归：都是想通过医疗服务的巨大需求和社会属性，在社会价值和经济收益上实现双丰收。

但是，要想实现这样的“一箭双雕”，企业们既需要付出资本的勇气，更需要有对行业保持敬畏之心。否则不仅投入巨大，还会在公共卫生方面形成巨大的负面问题，并且很容易被媒体舆论放在聚光灯下暴晒。

医疗的公益属性与商业逐利本质存在着天然矛盾，尤其在中国的体制之下这种矛盾更容易被放大。“莆田系”这个饱受诟病的群体形成了极差的口碑，并且如今正在被大企业、大资本取代其社会办医的市场地位，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这也时刻提醒着后来入局的大企业们，医疗事业事关生命健康与社会责任，急功近利不可取。